♣ 赵琦仔

上世纪50年代，我出生于北京，那时父亲是中央电力部设计院翻译专家，母亲在职工学校工作，一家三代人在北京的生活温馨舒适。只因河南省进京向中直单位求援专业人才（省内外国专家援建的电厂急需翻译技术人员），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学习轨迹。

1958年8月，出于对祖籍河南的赤子深情，在河南省恳请下，父亲决定赴郑支援地方电力建设。然而意想不到的是电厂刚建好，父母竟被下放到数百里之外的邓县农村插队落户，读一年级的我也随父母下放农村。城市崭新明亮的教室就这样被乡村破旧昏暗的古庙代替了，庙内仅有的课桌也是用泥巴垒成的，调皮的乡下孩子看到我就“蛮子娃，蛮子娃”地大呼小叫，实在难以静心读书。

我的小学是在颠沛流离中辗转了四所学校才完成的，我的中学则是在学工学农学军中虚度的。一个本来可以正常完成学业的孩子，从繁华都市到穷乡僻壤，从衣食无忧到饥饿难耐，艰难求学生涯磨损的是睿智，淡化的是自信，荒废的是学业。在那漫长、纷乱、混沌、难有一张平静课桌的岁月里，在那年复一年沉重而艰辛、几近令人绝望的劳作中，作为父母亲都是文化人的孩子，我没有沉沦，也没有丢掉书本，更没有放逐自己的大学梦想。然而高校大门的关闭和随之而来的推荐招生制度使我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直到中央兵工部重型武器保密厂招工，严查三代和社会关系，我才得以顺利通过严格的政治审查进厂。

命运的转机发生在不可思议的时刻。1977年8月6日，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科技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与会代表、武汉大学副教授（现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查全性冒险第一个提出废除荒唐的大学推荐制度，恢复中断11年的国家高考制度。查教授石破天惊的谏言，不仅得到了吴文俊、王大珩等三十多位国内一流专家学者一致赞同，而且当即被主持会议的邓小平副总理一锤定音。

那是渴望太久的梦想，那是压抑太久的信念，那是一个国家重建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开始。面对来之不易的惊天喜讯，我作为兵工部保密厂的25岁职工考生，参加了1977年冬天500多万考生仅录取20多万的严酷考试。落榜后，在对竞争更加激烈的来年高考一直犹豫不决的关键时刻，热心的单位同事一句“临阵磨枪，不快也光”的督促给予我极大鼓舞，我决心背水一战！要补习高中功课谈何容易？资料是东拼西凑的，准备时间也只有两个月，繁重的力工活计使我难以脱身参加辅导班（车间原本配置四个力工，三个都想办法调岗了）。在这重重不利复习的氛围中，我只有通宵达旦海绵挤水般地突击复习，仗着知识分子家庭的熏陶和自幼不间断的看书自学，我的知识积累在这次全国统一命题的考试中得到充分的展示。高考分数下来了，在庞大的基础过硬的老三届考生抬高了1978年录取分数线的严峻形势下，既非老三届又非应届生的我成了全省兵工系统最大厂的职工考生文科状元。命运多舛的我还通过查分，找回了阅卷漏计属于自己的34.5分，总分超过了当年郑州大学300多分的录取线，从全国600多万考生中脱颖而出！但遗憾的是等查分纠分后招生已进入尾声，河南的大学招生计划基本用完。

就在这即将再次被大学拒之门外的紧要关头，高分未录大龄群体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使我有幸与他们一道搭上了最后一班入学顺风车。原来河南在恢复高考的第一年采用自主命题，对25岁以上考生实行了高划近百分的录取分数线，致使相当大一部分老三届落榜。1978年这批年龄偏大的优质考生再次应考且成绩良好。对老三届是否继续高划录取线争论不休之际，这批考生闻讯纷纷向上级和新闻单位反映情况，强烈要求分数面前人人平等！

刚刚由中央调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段君毅，听闻高考录取出现的上述问题后，当即列为拨乱反正的大事来抓。在摸清了问题的症结在于人口大省河南优质考生多，中央分配的招生指标少、录取比例百里挑一的情况后，段书记百忙中赴京奔走有关部门，为河南争取大约3000个招生指标，并不分年龄、出身，统一分数线，从而使1978年凡总分在300分以上的考生均被扩招录取，彻底解决了大龄等原因高分未录难题。大学毕业后，同当年初春和当年秋天入学的学子一样，他们集十一年之大成，都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77、78级，大都成为各条战线的精英，实现了邓小平殚精竭虑为国家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殷殷初衷。

40年的岁月如白驹过隙，今天人们生活已经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更让人怀念当初的高考来之不易。铭记这段非凡的历史，是我们77、78级的责任，同样也应成为所有享受公平、公开、公正高考平台恩惠的莘莘学子的永久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