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刘恒，人们总是先闻其作，后知其人：他的小说改编成电影《菊豆》《本命年》，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改编成同名电视剧和电影《没事偷着乐》，话剧处女作《窝头会馆》成为“爆款”……同时，他还是《金陵十三钗》《集结号》等作品的编剧。

他说，“不论是写小说、写剧本、写电影剧本、写话剧剧本，我所有的文字，都是写给最爱的人的情书。所有文字都渗透着我的爱。”从这个角度看，写作与生活无异，遗憾和欢欣里，功不唐捐；苦苦求索又全情投入的创作时刻，恰似对生命的书写。

“写电视剧是瓦匠砌砖头垒墙，写电影剧本是木匠打家具，写话剧是石匠雕塑像。一个比一个细腻，或许一个也比一个难。”在“雕塑像”过程中，刘恒一方面从历史资料中吸取营养，另一方面调动个人生活经验。

刘恒一直坚信，戏剧、文学及艺术皆是表演，在追寻生的意义和价值。“编剧也是演员，是用生命的一部分去塑造和完善作品、用文字表演的人。”

写字台后、孤灯下，就是他的位置、他耕种的土地。“表演”里，既有作者语言，也有读者语言。“当我们真诚时，读者在我们的作品里发出拥戴的潜台词，而一旦我们虚伪起来并且自以为可以哄骗读者时，我们将在作品里看到读者的咒骂与蔑视。”

金鹰奖、飞天奖、金鸡奖、华表奖……荣誉等身的刘恒却经常选择“主动淹没”。《集结号》的首发仪式上，他在郊区写剧本而没有出现在媒体面前；《窝头会馆》谢幕时，演员们在台上喊他上去，他转身便溜出剧场……如他自己所言，“编剧要做独行侠、苦行僧”。在独行和苦行中，刘恒觉得最重要的是洞察力，洞察世界，也洞察自己。

他做了一种极端假设：“某一天真要封闭起来，只要带着书和书写工具，我能生活得非常惬意。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有何不可？”

我想，这种大胆假想来源于一种艺术自信，刘恒所说可能要躲进的理想小楼必然不是故步自封之域，从小楼的轩窗外望去，应能见时代风云，亦能窥人情冷暖。

摘自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