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 勇

古代，是人治的社会，科举状元须经皇帝钦点，自由裁量的空间当然非常大，和皇帝的好恶有直接关系。甚至因为名字取得好，就可能占个大便宜，反之，眼看到手的状元都能飞喽。

唐睿宗景云三年，录取的状元常无名，不是因为才华出众，而是他爹给取了个好名字。因为唐代的皇帝姓李，与道教所尊奉的始祖老子同姓，因而附会自称是老子的后代，因而道教在唐代十分受重视。这为常无名就因名字与道家颇有关系而沾了光。“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这不寻常的名字出自道教重要经典《老子》的第一章，在信崇道教、尊崇老子的时代，这个名字特别讨巧，因而一下子被看中成了状元。

明洪武十八年的状元本应是花纶，但等到拆号唱名的时候，朱元璋却说自己夜做一梦，状元姓丁，不姓花。主考大臣们随即翻阅试卷，找出个本是太学生、名次较后的丁显。朱元璋说，姓丁名显，自然应“显”。本来毫无希望的丁显竟成了状元。这个幸运的丁显，与朱元璋并非沾亲带故，也不曾写过惊人诗文，却因名而显了。

明永乐二十二年殿试，原拟第一名是孙曰恭。当大臣们把写好的名单呈明成祖朱棣过目的时候，朱棣一看就连连说，不行不行，孙暴怎能做状元。古人直行书写，曰与恭连起来看，看着就像个暴字。最后按皇上的意思，将第三名的邢宽点为状元。朱棣为什么忌讳这个暴字而推崇宽字？这有很深的心理因素。因为朱棣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他本来没有资格做皇帝，他是采取暴力手段从侄儿朱允炆手里篡夺的帝位，并且为了排除异己曾大开杀戒。因为害怕别人说他残暴，所以对暴字有特殊的敏感。他力图在晚年树立一个宽厚仁慈的形象，邢宽因此得了便宜。因为朱棣认为，邢宽这个名字隐含着“刑政宽和”的意思。于是，朱棣将孙曰恭降为探花，而将状元换成邢宽。

明英宗天顺四年的状元本是祁顺，这个姓名连起来就是祈求顺从、孝顺，要说符合君主专制对臣民的要求，没有比它更贴切恰当的了。然而不幸的是，祁顺与英宗的名字祁镇相近，传胪唱名多所不便，于是状元就换成了王一夔。

顺治十二年殿试，阅卷大臣拟定的状元是太仓人王揆，唱名的时候，顺治却因王揆名字的读音想起了《王魁负桂英》这部流传极广的戏剧。于是就开玩笑说： “是负心的王魁耶？”这下王揆可倒了大霉了，一下子从第一甲被抑为第三甲。在《王魁负桂英》这部戏剧中，王魁在桂英资助下中了状元后，想到曾与妓女桂英在 一起，感觉太丢人，就忘恩负义，设计害死了桂英。

乾隆五十四年的殿试，乾隆帝审看主考大臣们呈上的前十名卷子，看到胡长龄的名字，就开玩笑地说：“胡人乃长龄耶？”乾隆帝这时已经79岁，正盼望长龄，要借胡长龄名字的吉祥，钦定他为状元。

同治七年科考，江苏人王国钧被初定为一甲，但也是自己的名字给自己惹了麻烦。其实，国钧这个名字还是不错的，唐代诗人白居易《赠樊著作》诗云：“卒使不仁者，不得秉国钧。”国钧者，国家重任也。可是，要把“王国钧”连起来读，就是“亡国君”的谐音。这可是大忌讳。因此，当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听到这个名字后，甚是不悦。太后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王国钧遂被抑置三甲。

刘春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但他状元及第实属偶然。1904年7月殿试，主考官们看完所有考生的试卷，经过精挑细选，把排好名次的试卷上呈给慈禧太后钦定，当时国家正值内忧外患，慈禧又想办七十大寿，便想通过科举来获取一点吉兆。慈禧第一眼看到的，其实并不是刘春霖的试卷，而是一名叫朱汝珍考生的试卷。朱汝珍试卷字迹流利清秀，文辞畅顺华丽，内心颇喜。但目光一投向落款时，一股阴云陡然开起。夺魁的举子是广东人朱汝珍，一见“珍”字便想起了珍妃，因为珍妃支持光绪皇帝改良，使慈禧太后十分不悦，后来将珍妃推入井中溺死，所以一见“珍”字便肝火上升；又加上朱汝珍是广东人，更使慈禧火上浇油。想起太平天国洪秀全，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这些大清朝的“首逆”都出自广东，在慈禧看来广东人是她的克星，是无法容忍的，于是将朱汝珍的试卷扔到一旁。就这样实际的状元，无奈地成为榜眼。

慈禧翻开刘春霖的考卷时，心头不禁高兴起来卷面上那清秀隽丽的小楷字，使慈禧眉宇舒展，又一端详“刘春霖”三个字，更是频频点头。原来，这一年大旱，慈禧联想到“春霖”即春风化雨，普降甘霖，加之刘春霖籍贯直隶肃宁，更觉得这个地名符合她盼望肃静安宁的心愿，于是点刘春霖为“一甲头名状元”。实为榜眼刘春霖，就因为“名字好听”榜眼变状元，被慈禧钦点为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