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湘东被催着去了两趟，果然喜欢上了这个长了一双小说《丹凤眼》里的丹凤眼、留着电影《小街》里张瑜的发型，从侧面看比从正面看更有风情的冷库管理员。刘芬芳呢，想必也是喜欢他的。虽然她见到杜湘东的时候冷冷的，不爱说话，但要是有一个星期她从城里赶到冷库，而杜湘东恰好有事儿没去，再下个星期见面的时候，那种冷淡就会变得更冷，冷得简直像在赌气了。这些表现杜湘东刚开始不懂，还是所长和老吴帮他分析出来的。所长认为“这很说明问题”，老吴则进一步对问题给予了通俗易懂的说明：

“这妞儿动了春心呗。”

俩人就谈上了。而相处日久，杜湘东发现刘芬芳也与别人不同——这么说其实不客观，因为他从来没接触过别的姑娘。假如一定要说，那就是刘芬芳是一个忧愁的人，或者说，是一个愿意让自己显得忧愁的人。她说话之前习惯先轻叹一口气，她懂得尽量用有点儿像吉永小百合的侧脸而不用如同红苹果的正脸面对杜湘东。作为一名冷库管理员，她的业余爱好不是通过喝热豆腐脑来温暖内脏，而是通过读席慕蓉的诗和三毛的散文来温暖心灵。每当很“八十年代”地聊起人生与理想，她的第一反应常是抱怨，末了还会感叹一句“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吗”，以使自己的抱怨抽象化、文学化。记得有年“五一”，杜湘东也豁出去了，进城去找刘芬芳，带她到红塔礼堂看了场内部放映的美国爱情电影，又到同学里那些干部子弟才敢去的“老莫”吃了顿西餐。当这物质精神双丰收的一天接近尾声，刘芬芳终于让他亲了亲自己洋溢着小豆冰棍味儿的侧脸，但刚亲完，又是一句抽象的抱怨：

“可惜明天又要和昨天一样。”

这一度给杜湘东带来了苦恼，然而苦恼之余，他却离不开刘芬芳了。他尝试着自己进行分析：刘芬芳是让他感到累，但这种累是有劲的累，不累反而没劲了。再进一步分析，他所喜欢的，也许恰恰是刘芬芳对于生活的不满意。满意了不就俗了吗，傻了吗，没追求了吗。假如说杜湘东在这三年里学会了享受寂寞，那么刘芬芳的档次更高，人家享受的是忧愁。他觉得刘芬芳的情绪呼应着他的情绪，这是一种贴心的感觉。

俩贴心人就商量着结婚。那个年代结婚很简单，简单得都有点儿对不起自己：只要组织批准，父母点头，有张双人床就能睡到一块儿去。杜湘东还有三年的积蓄，他买得起一辆“永久”自行车、一台“熊猫”半导体和一床大红缎子面儿铺盖。日本进口的“松下”电视只好慢慢攒了，再说有钱也弄不着票。不过房子可是现成的，这一点非常关键。建所的时候征收了农民的几亩地，盖了两栋筒子楼，每个管教都能分到一间宿舍。综合了一下条件，杜湘东觉得自己大概是很够资格结婚的。可是商量着商量着，就商量出分歧来了。刘芬芳家住宣武区的大杂院儿，工作以前八口人挤在一个里外间，她睡厨房，脑袋顶着米缸；工作以后食品公司有宿舍，倒是不用顶米缸了，但是一间屋子住了八个女工，人口密度仍未降低。试想能从厨房和集体宿舍搬进筒子楼里的单间，婚后的生活质量可以说是大为提高的，但刘芬芳不这么想。她指出，郊县一间房，不如城里一张床。那时还没有房价的概念，刘芬芳所说的是精神生活：城外有什么呀？除了仓库就是菜地，地里窜着农民和农民家的狗。有王府井外文书店吗？有“北影”内部放映厅吗？有大学交谊舞会吗？她罗列完这些，仿佛才想起自己既看不懂外文，也混不进内部电影院，更不是大学生，于是又补充：“就是哪儿也不去，站在长安街上看看电报大楼的灯，心里也是舒服的。”

结论是：她不能从城里搬到郊县，更不能把工作也调换到这边的库房。杜湘东就提出了一个权宜之计：“或者我们平常分头住，等到周末或者你下乡盘库的时候再过来？”

这个提议也遭到了否决。刘芬芳说：“丈夫丈夫，一丈之内才是夫。不结婚则罢，只要结了婚，我就不要离开你。”进而又援举了几个刚和中国建交的资本主义国家外交官的事例：甭管多忙多重大的场合，大使和大使夫人寸步不离，走哪儿都挎着。

杜湘东就做了难：“那你让我怎么办？”

刘芬芳却不说话了，让他去想。其实也很好想：他是男人，理应他去迁就老婆；而他又是大学生，理应人往高处走。所长当初撮合他和刘芬芳，为的是让他安下心来干工作，结果倒是刘芬芳激发了他要走的心思。又从刘芬芳想到自己，杜湘东回忆着在警校取得的成绩，以及为了取得那些成绩而付出的努力，一股力量就在体内蓬勃了起来。这是年轻人特有的力量感，如果任由它随着时光稀薄下去，直至消逝，那是多么可惜啊。杜湘东甚至还想到了如今的时代。人人都说时代正在变换，因而人人都在迫不及待地变换自己。就像歌曲里已经唱着“跟着感觉走”并问出“你何时跟我走”了，这时杜湘东的走，就不是一个人的走了，而是某种宏大的、名正言顺的价值体现。

第二天上班，他正式向所长递交了调动报告。他在报告里表示，愿意到艰苦的岗位去，到危险的岗位去，最好是刑警，新成立的缉毒支队也行。他还提醒所长，当初不是说好了“干满三年再说”吗，现在期限已到，他的想法没变。

所长没看他，径自抽烟，转肩膀，然后在报告抬头上写了“待办”俩字。

一个星期后，所长把杜湘东叫到办公室，甩给他俩字：“没批。”

“总得有个说法吧。”

“部里提倡新精神，每个基层单位都要有高学历人才，可扒拉扒拉咱们这儿，除了你没一个中专以上的。你要走了，所里不就不达标了吗。”

提倡重视人才，结果怎么却成了浪费人才？杜湘东心里反问。但他也只敢在心里反问，因为驳回申请的是上面，不是所长；而战斗英雄脾气暴，要是再纠缠下去，真会跟他戗戗起来。为了无法改变的事情跟对自己好的人翻脸，那太没意义了。

于是他没说话，转身就走。还没出门，所长又甩过来一句：“要不再干三年吧。三年之后，有了新大学生你就走，或者空出正科的岗位你先上。”

人一憋闷就爱多想，在路上，杜湘东又开始揣摩所长的话。话分两截，上半截的意思是，三年之约过后还有一个三年之约，这次的约定能否兑现，取决于是否有个像杜湘东一样傻的大学生过来顶缺。可三年复三年，人生能有几个三年呢？而后半截的意思简直让他感到侮辱：难道他的调动申请被所长解读成要职称、要待遇了吗？如果所里的人都这么看，那可真枉费了杜湘东为这份儿职业所尽的这份儿心。这么想着，他的脸就铁青了，他的脖子却涨得通红。走出办公区前往监舍时，连有人叫他都没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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