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宗祧

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兄弟自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来到东京（今开封），双双通过了秋闱解试。接着于嘉祐二年参加春闱省试。这年“高考”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要求应考士子论述、分析刑与赏怎样才能达到忠厚之至。苏轼围绕儒家经典中之“疑”字，提出自己的论点：要达到忠厚之至不全在于刑与赏，而在于“用君子长者之道”治理天下。文章以古之仁君的例子和详切的说理，使经典之旨和作者之论相得益彰。唯一白璧微瑕的是，在没有参考书可查的情况下，苏东坡懵懵懂懂地把儒家经典中记载的一则古之圣君宽恕的事例弄了个“张冠李戴”。他写道：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

副主考梅圣俞读罢此文，第一反应当然是激动不已，感叹作者之文有“孟轲之风”；第二反应呢，就是心里打小鼓，对这个典故半信半疑。梅圣俞虽然也是饱学之士，但古代典籍浩如烟海，阅览未及是可能的。再说，尧舜乃古代圣王，对他们歌功颂德合情合理，大可不必纠结。还有一点就是，如果典籍中真有记载，不就露了我梅圣俞才疏学浅的馅了？于是，梅圣俞将苏轼的卷子判为上等，当即呈送给主考官欧阳修。欧阳修读后，赞赏有加自不用说，疑点同样也是文章中引用的这个似曾相识的典故。掂量再三，欧公觉得还是要从大处着眼。这篇文章高屋建瓴，起承转合得十分严谨，何必吹毛求疵呢！于是大笔一挥，点了第二名。

梅圣俞心中的疑惑终究放不下，事后，他找苏轼问道：“尧和皋陶这段对话见于何书？”苏轼无所谓地说：“是我杜撰的。”梅圣俞大惊：“你所杜撰？！”

苏轼辩解说：“帝尧之圣德，此亦意料中事耳！”是呀，你是意料之中，他老梅却是意料之外！梅圣俞有一种被“耍”的感觉，但哑巴吃黄连，有苦没法说。

不仅梅圣俞放不下，欧阳修也放不下。一日，欧阳修派人喊来苏轼问话：“此见何书？”苏轼这时不敢再坦言杜撰，于是，就给老师摆了个“迷魂阵”。他煞有介事地回答道：“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注。”

欧阳修一时也懵，只好查书，翻来覆去，也找不着个影儿，欧公几乎到了怀疑自己眼睛不好使的程度。“小子，没有啊？”

苏轼笑着回答道，老师，《三国志》里确实没有这句话，可有类似的故事。曹操打败袁绍后，将袁绍的一个漂亮儿媳妇许给儿子曹丕做老婆。孔融知道后，就一本正经地对曹操说，当年周武王灭商后，将纣王的宠妾妲己赐给了周公。曹操大惑不解，问哪本书里有这样的记载？孔融说，按照今天发生的事情推而知之。最后，苏轼呵呵道，老师，我其实是跟孔融一样，“某亦意其如此”。

初出茅庐的“娃娃”连“踏”两位泰斗！欧公听后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脑子嗡了老半天，最后才若有所悟地也呵呵了两声，让苏轼退下了。

宰相肚里能撑船。欧公不但没有怪罪苏轼，反而到处宣传苏轼，称：“此人他日必独步天下！”苏轼的一个“杜撰”，竟然成就一段文坛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