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熙被誉为“大墙文学之父”。他一生坚持“以真为魂，以史为镜”的创作风格，被誉为“共和国历史的活化石”。从维熙的不少作品，已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绕不过去的经典。

1954年，从维熙调到《北京日报》当编辑，那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年轻的时候，我就认识土地、庄稼垄、谷子、高粱、大豆、野花，我愿意钻到那里面去生活。”他说，即便是在报社文艺组当编辑，他不仅申请去农村组采访猪倌等，还两次申请到北大荒采访，并发回了大量报道。

也是在《北京日报》的时候，从维熙的创作生涯正式起步，他于1955年出版首部作品《七月雨》，1956年至1957年，又出版短篇小说集《曙光升起的早晨》和长篇小说《南河春晓》。但1957年他因言获罪，被划为右派，从此命运轨迹发生变化。

从维熙好友、作家李辉说，“文革”结束后，从维熙获得平反，他写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就发表在巴金主编的《收获》杂志1979年2月刊上。“这部手稿，他一直保留着。”正是这部小说成为从维熙“大墙文学”的代表作。

去年1月，河南文艺出版社推出《从维熙文集》14卷，这部文集是从维熙一生写作的总结，其中有长篇小说《北国草》《断桥》《裸雪》《酒魂西行》《南河春晓》，中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浪迹天涯》，还有纪实文学、散文等。谁也没想到，时隔一年多后，文学评论家却到了“盘点”从维熙留下的文学遗产的时候。

原河南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单占生说，《大墙下的红玉兰》中写被改造的公安干部和改造干部的人，从维熙的写作风格是革命现实主义的。而到了《走向混沌》，从维熙描述特殊环境下人的特殊表现。“他现实主义创作的路子没有改变，他对人的认知比过去更深入、更开阔，人的立体感更强了”。

“他离世了，他的写法也不可能再有了。”文学评论家白烨说，从维熙当年属于“归来者”文学群体，他有过20年右派劳改经历，命运坎坷跌宕，人生经验独特。当他“归来”后，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开始出现，而他在反思文学创作中，表现非常突出，是反思文学代表性作家，“他在老一辈作家中，是很有思想深度、反思力度的一个”。

白烨曾经为《走向混沌》写过书评，他说，这部作品是从维熙结合自己的经历对历史进行反思的作品。“很多写作者会把过去经历变成历程回忆，但很少有人进行真正的反思，他却一直贯彻理性的反思，给人启迪、震撼。”而单占生认为，当年很多反思文学缺乏理想主义色彩，而从维熙恰恰强调的是理想主义，“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多大的不公，始终坚持理想主义，这是他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文学财富”。

在单占生看来，从维熙作品的重要特质还有，他愿意把“善”记录下来。他不仅在平常的接触中能看到善，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被迫害的时候，他记得的也都是善良。从维熙说过：“我要坚持下去，要干事。”单占生说，“要干事”，正是这批历经苦难的知识分子的共同特性。

孙郁认为，作家孙犁将现实和审美结合起来，这对从维熙的文学创作影响很大，但从维熙对苦难有更深刻的体会，他的“大墙文学”在精神突围期影响了一代人，“他的作品对历史的回忆更是充满了浩然正气”。

从维熙曾经说过：“我一无金银可挥，二无才情可以浪掷；我的生活体察和感情积累，不允许我‘玩弄文字’，只允许我向稿纸喷血。”他一再说，他文学生涯最敬重的是八个字：以真为魂、以史为镜。他对苦难的书写都是真实的，不会放大，也不会刻意隐瞒什么。

摘自《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