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秀玲

父亲是一名优秀的历史教师，更是一名拥有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他的历史课非常生动，像讲故事一样，深受学生们的喜爱。父亲已经病逝三年多了，今天，请允许我用父亲的亲身经历，来讲一讲普通老百姓眼中这几十年的国运家史。

父亲虽然一生平平淡淡，却亲历了日本入侵、国民党统治的崩溃、新中国的初建、“文化大革命”风暴、改革开放和中华民族的复兴这许多不平凡的年代，见证了国家翻天覆地的巨变。

父亲生于1938年。正值日本侵华，战火在神州大地蔓延。

1942年父亲5岁，河南大旱。由于持续的干旱，从1941年秋到1942年秋连续歉收，河南出现了“赤地千里，饿殍遍地”的局面，广大老百姓在死亡线上挣扎，树皮树叶吃光了，一切能变卖的都卖光了，贫穷人家只得卖儿卖女勉强度日，上好的土地一亩地只卖到一斗米，许多人家一天连一顿糠糊糊都吃不上了，饿死人的事情天天发生，不少人家灭门绝户。据县志记载，不过八万人的广武县饿死了近两万人，活不下去又不愿饿死的人只有逃亡，京汉铁路以东、黄河以北，是日本人占领区，唯一的生路只有向陕西、甘肃一带逃荒。

我们家人多地少，生活本来就不富裕，全凭一家人勤劳节俭度日，大难临头，虽然没饿死人，也没有卖地，但实在坚持不下去了。一天一顿糠糊糊的日子也难以为继，曾祖父怕一家人饿死在一起，忍痛卖掉老牛，凑了些路费，让爷爷奶奶和父亲三口人去陕西逃荒。 1942年腊月初二，再有一个月就要过年了，爷爷挑着衣服被褥，奶奶一手挽着篮子，一手拉着父亲，一家三口人冒着刺骨的寒风上路了。

那时虽然已经有陇海铁路，但河南是战区，中日正在交战，铁路不通，往陕西去的难民，要到洛阳才能搭上火车，从我们家到洛阳200多里地，5岁的父亲硬是跟着爷爷奶奶一步一步地走到洛阳。爷爷挑着担，奶奶挽着篮子，都没法抱父亲，又矮又瘦的父亲穿着厚厚的粗布棉衣棉裤，怎么也赶不上大人的脚步。万般无奈之下，爷爷只好挑着担子往前快走，父亲跟着奶奶在后面慢慢地挪，爷爷走一段路，找一处可靠人家放下，再回来抱父亲，把父亲抱到放担子的地方放下，再挑起担子往前走，就这样，一段接一段地往前移动。沿途都是村野山岗，没有饭店旅社之类的设施，每到天黑，爷爷总是找个柴草垛或者山洞，三个人挤在一起度过难耐的寒夜，要是哪一天能遇到个好心人家，允许住进他们的柴草房或者牲畜棚，那就是行了天大的好运。不知道走了多少天，终于到了洛阳一个亲戚家。

亲戚也是逃难到洛阳的，在车站当搬运工，在洛阳住了几天，好不容易才买上了往西安的火车票，到火车站一看，人山人海，火车里已经坐满了人，甚至车头上、车门口的梯子上、车顶上，凡是能站脚的地方都挤满了人，车厢里拥挤的透不过气，就连座位下面都是人。不知道火车开到什么地方，停下不走了，要换车，人们又是发疯一样拥挤争抢。爷爷虽然年富力强，但是带着奶奶和父亲还有行李，再怎么努力也挤不进车厢，只好攀爬到车顶上，挤了个地方，又把行李、篮子和扁担递了上来，火车顶上男女老少，小车行李，挤得满满当当。人到绝路的时候，好像也有一种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谁也不怕掉下去，只要能扒上车就行。求生的欲望使人忘却了一切危险。又等了不知多长时间，火车才喘着粗气吭哧吭哧地开动了。由于严重超员，遇到上坡的路段，慢得和人走路的速度差不多，最难受的是钻山洞，人们都尽量低下头，头顶离洞顶不过一拃高，有的东西装得或高或宽一点，碰上洞顶或洞壁，呼呼啦啦，一大片人就摔到车下。煤烟呛得人睁不开眼出不来气，真是难受极了。潼关以东有一段路，日本人还不断从河北往河南打炮，过往的火车只能晚上偷偷地通行，小心翼翼地不能让敌人看见灯光听见响声，不然大炮便会呼啸而来，炸得车毁人亡，这是西行路上的一段生死关口，所以这种车当时叫作“闯关车”。过了潼关人们才可以喘一口气。 火车走走停停，不知换乘了多少次车，走了多少天才到了西安。 到西安后，住不起旅社，在北关城墙根下一个老乡的小土洞里住了几天。这些土洞长不到一丈，高不过五尺，都是河南逃荒的人挖的，阴暗潮湿，拥挤肮脏，一个挨着一个，像蜂巢一样，有的连洞也住不上，就用棍棍棒棒搭个架子，盖上席片杂草，支个窝棚栖身。至今西安北关自强路一带，80%以上是河南人，基本上都是这一时期逃难去的难民的后代。

这么多的难民拥到西安，谋生不易，爷爷又一路西行，到西安西南几十里的周至县李王寨落下了脚。1946年秋天的一天中午，爷爷莫名其妙地被抓壮丁抓走了，最后在甲长刘四老汉的斡旋下，答应让他自己的儿子顶替爷爷去当壮丁，爷爷才被放回来。

抓壮丁事件之后，爷爷意识到此地终究不宜久留。虽然周至县城有一个河南同乡会，可以多少维护河南人的利益，但毕竟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加之此时河南形势已稳定下来，曾祖父母把家经营得日见起色，旱灾时卖出的地也赎回来了，还又买了几亩地，添了牛，农活上日感人手不足，多次来信，催爷爷奶奶回家。1947农历三月，在度过了五年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涯后，爷爷奶奶起程回家了。

1948年5月13日，解放军一个团攻占了荥阳县城。解放了，政府组织了民兵，成立了农会，领导农民开展对地主恶霸的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税收负担也比新中国成立前轻了许多，农民的生活很快好了起来，到上世纪50年代初期，我们家已经可以不吃糠了，农忙时节可以吃上白面馍，中午虽说多数时间还是稀面条，但是有两锅，一锅甜的一锅咸的，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有时还可以吃上捞面条和油馍。农民一方面沉浸在解放翻身了的喜悦中，另一方面也沉浸在政府向他们描绘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美景的向往中，希望早一天过上像苏联农民那样“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幸福生活，人们都相信，这一天很快就会来到。

这是父亲回忆录中记载童年生活的几个片段，从中可以感知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命运与国家的兴衰息息相关，更感知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幸福的美好生活，为我们国家的繁荣富强努力工作，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