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题又来了，他们身上的钱已经所剩无几，回家的路费都不够了。尚本礼老师带的布鞋一时半会儿又卖不出去。幸亏尚本礼老师带着在铜川附近一个县城工作的本家伯父的地址，身上的钱勉强够两个人去那里的车费。买完车票，两个人已身无分文。到了中午，饿得实在无法忍受。饥饿让尚本礼老师失去了羞耻感，他拉着同学走进一个营业食堂。食堂的饭厅摆了十来张破旧笨重的木桌子与长条凳子；饭厅与操作间被一堵半截墙隔开，炊事员、服务员在里边忙活。尚本礼老师仔细观察了一下， 有三张桌子食客走了，盘、碗中还留有少量的饭菜。他动作麻利地把三张桌子的残羹冷炙搜集到一起，端给坐在桌前低头垂泪的王臣起。

快吃吧，顾不了脸面了。尚本礼老师一边往嘴里扒拉，一边劝王臣起。王臣起却一直哭泣，直到最后也没动筷子。没办法，尚本礼老师只管自己吃。吃完，他安慰王臣起道：等找到我大爷借到钱，再给你买饭啊。

所幸，他们顺利找到了本家伯父。因为之前尚本礼老师的父母曾经接济过这位本家伯父，他一提出借钱，伯父很爽快地拿出了20元。两人这次出走历经三天，回到县城话别，各回各家。

回到家，小麦已经开始灌浆了，看上去长势不错。家里的自留地里，菜瓜、黄瓜已经能采摘了。粮食不够，瓜菜来凑。接下来，再不用吃难以下咽的糠窝窝、棉籽馍了，有足够的菜瓜、黄瓜和甜瓜，填饱肚子是没问题了。

1960年11月，中央制定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后来称作《十二条》），明确提出恢复自留地、自由市场等措施。1961年3月29日，中央又正式发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规定社员可以经营自留地，分配给社员的自留地一般占当地耕地面积的5%，长期归社员使用。

冢后村是1961年下半年重分自留地的，社员们可以自主种点瓜菜来补充粮食的不足。

前几年，国家对自留地都有相应的规定。1955年11月公布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指出，每人自留地最多不得超过当地人均耕地的 5%。1957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6次会议通过的文件又明确分配给社员的菜地、饲料地合计不超过10%。但随后因为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一切归公，一些地方将自留地收归了集体。1959年5月以后，中央发布了《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恢复了社员耕种自留地及开展家庭养殖业的活动。但是，1960年春天兴起第二次“共产风”，自留地又被收走了。

直到1962年9月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正式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人民公社社员可以耕种由集体分配的自留地。自留地一般占生产队耕地面积的5%到7%，归社员家庭使用，长期不变。在有柴草和荒坡的地方，还可以根据群众需要和原有习惯， 分配给社员适当数量的自留山，由社员经营。自留山划定以后，也长期不变。社员的自留地和开荒地生产的农产品，国家不征收农业税、不计统购。

接下来的另一个好消息，让尚本礼老师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父亲打听到，滑县师范并入到濮阳师范，原滑县师范的学生可以通过考试入学。尚本礼老师把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写信告诉了王臣起等少数几个同学。更多的同学他无法通知到。在那个靠写信、口传联系的时代， 这个可以改变人生命运的机会，很多人因为未能得到消息而错过，遗憾终生。

1962年9月，尚本礼如愿进入濮阳师范。因为濮阳师范当年未设三年级，他不得不插班到二年级。这样，本来一年之后即可毕业的他只能多上一年。王臣起也顺利考入濮阳师范，后来与尚本礼老师一样在滑县从事教育工作一辈子。

在濮阳师范上学的两年，虽然粮食定量不够吃，但那期间允许个人买卖少量的粮食。尚本礼老师的父亲有一份不菲的工资，为他买些小米贴补进去，基本可以吃饱了。

红薯当家时代

尚本礼老师的记忆中，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拿着粮本去万古公社粮管所买面的情景尤其深刻：在粮管所的开票室，一个干瘦的中年男人坐在一把粗笨的木椅上，双肘伏在宽大的三斗桌上，眼皮也不抬，漫不经心地接过尚本礼老师的粮本，慢条斯理地以低沉的声音说道：“学学主席语录吧。”

尚本礼老师点点头答应：“嗯。”

干瘦男人说：“毛主席说，红薯很好吃，我很爱吃。”尚本礼老师说：“毛主席说，红薯很好吃，我很爱吃。” 干瘦男人接着说：“那就配点红薯干吧。”尚本礼老师再次点点头，说：“嗯。”

尚本礼老师知道，这只是一个程序，无论他愿意不愿意，红薯干都得配，这是规定。每月29斤的粮食定量，七成白面，二成玉米，一成红薯干。最初配红薯干的时候，也有人跟开票员纠缠，但说啥都没用，谁也不敢打破规定。

干瘦男人开始边打算盘边在单据上写字，嘴里还自言自语道：“白面二十斤零三两，一毛八一斤，三块六毛五；玉米五斤八两，八分一斤， 四毛六；红薯干二斤九两，三分一斤，九分。一共是四块二。”

尚本礼老师马上把钱递过去，干瘦男人撕下一张单据，与粮本一起推给尚本礼老师。尚本礼老师小心翼翼地拿起粮本与单据，出了开票室， 推上自行车，去仓库领粮。

在尚本礼老师的印象中，粗粮配红薯干的时间大概有四五年。大家都不喜欢红薯干，因为难吃，也不缺。

尚本礼老师最初听到毛主席语录“红薯很好吃，我很爱吃”，正是“红薯饭，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的时代。他当然不会认为毛主席说得不对，不过尚老师觉得粮管所那个干瘦男人把毛主席这句话与配红薯干关联在一起，实在有点牵强：他这么一来，让人觉得好像是毛主席发话让配红薯干的，而实际是粗粮中其他粮食供应不足，红薯干多，毛主席说不说这句话，都会照样配的。

毛主席说那句话的时间，是1958年6月14日。这一天，毛主席在中南海丰泽园家中，接见了河南省封丘县应举农业社社长崔希彦。他们谈到红薯的种植和产量时，毛主席对崔希彦说：“红薯很好吃，我很爱吃。”

此事很快被《长江日报》等新闻媒体予以报道。一时间，毛主席爱吃红薯的消息传遍了大江南北。在1962年至1976年给毛主席做厨师的于存先生曾公开说过：毛主席经常吃红薯，吃烤红薯，把红薯掺在米饭里吃。

尚本礼老师现在依然喜欢吃红薯，但他从来不喜欢红薯干和红薯干面。从口感和属性上，红薯与红薯干好像就不是一个物种。根据尚本礼老师多年的体会，吃红薯确实对肠胃有好处。他肠胃不好，稍有不慎即会发生腹痛、腹泻等问题。后来他发现，天天吃点煮红薯， 肚子就不闹了。这也是他多年来一直保持吃红薯习惯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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