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 剑

台北府城的建造，与一位河南人有关。

光绪四年（1878年），清政府正式设立台北府。设归设，但条件差，“居民无几，一片荒凉”。为了修筑一座新城，这位河南人一到任便开始筹措资金。他命人贴出告示：每座房屋一次性缴纳土地占用费十五圆，每年缴纳租金二圆，就可以获得开发权。当地居民看到了商机，纷纷租地买地，“建屋建店肆，街衢渐成”。接着，他又从当地士绅手里筹募银两二十万，用于修筑外城。外城城垣以条状青石砌成，内侧为砖，中间夯以土砂细石。壁垛高一丈八尺，宽一丈二尺。设城门五座，均以条石作弧形拱券，确保坚固。门楼所需砖瓦全部从厦门运来，黏石的“红毛土”，是用糯米成熟后加上红糖、石灰合舂而成的，其坚固耐久不亚于水泥。建成后的台北府城略呈长方形，南北长1236米，东西宽1020米，“碧瓦连云，朱檐栉比，俨然巨邑矣”。这座行政上隶属于福建省的州邑，是当时中国最具崭新气象的海疆城市。

这位具有台北府城首建之功的河南人，就是陈星聚，临颍县人。他32岁中举，因有军功被清廷提拔使用，先后在福建顺昌、建安、闽县、仙游、古田等地任知县。陈星聚所到之处，“洁己爱民，实心任事”，屡获“卓异”，被称为“纯儒循吏”。

同治三年（1864年），陈星聚刚到福建顺昌县任职，就遇到了江右之乱。陈星聚力主先用劝导之法，并不顾个人安危，轻车简从，深入九龙山匪巢面见匪寇。一番斗智斗勇，终于感化匪首，化解了“二十余年间远近不得安宁，百姓以此为患，官府对此束手无策”的匪乱。事后，匪首为陈星聚建造了生祠，表示悦服。清廷重臣左宗棠对陈星聚大加赞赏，以“听断绢捕，矢慎矢勤，宽猛协宜，舆情悦服”为由，报请军机处留名升用。

同治十年（1871年），陈星聚调任古田知县。古田县大东乡地处僻远，乡风蛮悍，抗税习以为常。陈星聚惩恶除霸，审结词讼，乡俗大变。水口乡面水背山，土地贫瘠，百姓生活非常艰难。居民平常靠接上游木植为生，却被邻邑乡绅强夺。陈星聚不避嫌怨，力为争复。百姓感激他、拥戴他，把他视作亲人。闽浙总督、福建巡抚听闻其事，会荐陈星聚为“卓异”。并以“守洁才优，实心任事，在闽年久，熟悉海疆”为由，奏荐陈星聚为台湾府淡水厅同知。此为正五品，负责北台湾地区的政务与军事。

陈星聚到台湾后，外出巡视时，发现了当地有收“埋葬税”的陋规。很多人由于交不起“埋葬税”，只好让尸体在家中存放多年，腐烂发臭；有些穷苦人家，甚至存放几具尸体都无法埋葬。陈星聚查明原因后，下令废除“埋葬税”，并规定：凡家中存放尸骨者，限三天之内一律运出埋葬，不交“埋葬税”。过期不埋者，加重罚款。台湾百姓奔走相告，如逢甘霖。

淡水厅辖区绵延七百里，溪流交错，山险林深，是古代投放罪人的地方。南有铜锣湾，北有三角涌、大嵙嵌，皆为盗贼渊薮，劫杀案件频繁发生。面对棘手的治安问题，陈星聚知难而进。他先是增固营垒，严加防御；然后亲率精锐入山，直捣匪巢鸡笼山。当时恰逢雨季，士兵叫苦不迭，都恳求陈星聚暂时退兵，等雨季过后再行进剿。陈星聚不为所动。攻打到第七天，官兵终于“擒获盗首吴阿来，械至竹堑，斩于市曹。由是，鸡笼山平”。淡水百姓对陈星聚称赞有加：“居官廉洁，省约自奉。治民，一以爱恤为心；而待于士，则尤厚。”

陈星聚在台湾的高光时刻，当属台北保卫战。中法战争爆发后，法国远东舰队从越南北部海域气势汹汹地打到中国东南沿海。清政府不顾法军的猖狂挑衅，严令沿海各省静以待之。当时已是台北知府的陈星聚忧心如焚。他下令筹集款项，购置武器弹药，招募青壮年，扩充军队，准备坚守台北。光绪十一年(1885年)，法军主力舰队进犯台湾，占领基隆炮台，攻打台北门户淡水。当时陈星聚已是67岁高龄，并且身患疾病，但面对来犯之敌，他毫不畏惧。在他的鼓动下，台北军民士气高昂，誓与城池共存亡。陈星聚的妻女也团坐在府衙后院的一口水井边，随时准备殉葬。经过几天的激战，台湾军民最终击退了来犯的敌军，取得了台北保卫战的重大胜利。由于劳累过度，陈星聚背部毒痈发作，不幸病逝，终年68岁。台北民众闻讯大恸；清廷为彰其德，追封他为三品道台，“御赐祭葬如例”。

陈星聚的遗体运回临颍后，安葬在故里台陈镇。2009年，重修后的陈星聚纪念馆举行落成典礼，国内学者、台湾知名人士以及陈星聚在台后人参加了祭拜。“御外侮固金瓯兴教化治桑麻功成台岛，归桑梓荣故里举斯文延恩泽德誉中原”。陈星聚纪念馆前，矗立着一尊高大的雕像：赭红色的基座上，身披战袍、银发苍苍的陈星聚，表情肃穆、目光深邃，似乎仍牵挂着风云变幻的万里海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