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薯能不能储存到第二年接上夏粮，直接关系到全家春夏之交“青黄不接”阶段的食物保障和生活质量，是家家户户的头等大事。拉回家的红薯，要认真挑选出没有破损、表皮完整的块儿，操作过程中轻拿轻放。储存红薯最关键的，还需要一个好的地窨——有的地方叫红薯窖。挖地窨很讲究，地形，土质，地窨筒的大小、深度都很关键。一般选择地势较高、地下是细沙壤土质的地方，这样可以保持窖内合适的湿度。倘若地势低洼，土质胶黏，透气性不好，窖内湿度过大，红薯容易烂掉。

正常情况下，挖五六米深的直筒，再向两边分别挖高一米左右、宽一米五左右、长两米左右的储藏洞。直筒不能太大，能容下成年人出入即可，否则不聚气，储藏洞进空气多了，就会破坏储藏环境，影响储存时间和质量。太深了，挖掘费工，也不方便人出入，下红薯捞红薯都费气力。

每年下红薯，都是尚学民下到地窨里，窝在储藏洞。大人在地面把红薯拾进篮子或铁桶，再用井绳吊着放进地窨里，尚学民小心翼翼地把红薯倒出来，然后一块一块地由里到外摆好。红薯都是一次下完，一般要连续干三四个小时。地窨里点一个煤油灯，不一会儿煤油的味道就在洞内弥漫开，很不好闻。尚学民窝在灯光昏暗的洞里，不能站，不能躺，只能跪着或趴着，还得不停地把每一块红薯放到储藏洞，每次都会累得满头大汗。

红薯下完，要用透气的玉米秆或草垫子把地窨口盖上，特别冷的时候还要盖得更多些，以防窖内上冻。捞红薯也比较麻烦，每一次下地窨都会弄一身土。到了春天暖和了，地窨内会缺氧，有经验的大人先用井绳吊着空篮子在地窨筒里上下起落，反复多次（这起到了往洞内输送空气的作用），然后才让孩子下去。也有的人忽视了这一点，孩子下去好大会儿听不到动静，等到发现是窒息昏迷了，才知道下去救人。大部分在洞内时间不长、不太严重的孩子都可以抢救过来，也有的酿成不可挽回的悲剧，捞红薯的孩子再也没有醒过来。

加工红薯干，比往地窨里下红薯要好一些，但不累是不可能的。母亲用擦床把红薯擦成半厘米薄厚的片，尚学民跟弟弟、妹妹把红薯片摆到院子里和屋顶。红薯干多的时候，也会直接摆在刚刚出苗的麦地里。擦红薯片的擦床与现在厨房用的小擦床原理一样，不过要大很多，一块长二尺左右、一拃宽的木板，中间挖一个长方形孔，嵌进去一个二指宽的刀片，就成了。擦红薯片技术性不高，但也需要小心，总有人不小心擦到手，造成“流血事件”。摆好的红薯片，晒两天还要翻一下。这活很需要耐心。上千斤的红薯片，要一片一片翻个过儿，不是一会儿半会儿能干完的，劳动量很大。

晒红薯干最怕遇上阴雨天，尤其是连阴天。连续下几天秋雨，若不及时放晴，淋雨的红薯干就会长毛、发黑、变苦。本来就不好吃的红薯干就更难入口了。

大概是在生产责任制实行前的两三年里，第二生产队家家户户都下粉条。下粉条是人们提高红薯经济效益的办法，其中的劳动量和麻烦， 也是非亲历者难以想象的。

先打粉。把红薯在水池里洗净，捞出来晾一下，用粉碎机（电动机或柴油机带动）把红薯打碎，存至水泥池子里，再用白棉布把红薯粉末兜起来，以水冲淘，把淀粉冲下去，留下红薯渣。红薯渣晒干可做家畜饲料。沉淀在水底的红薯淀粉要挖出来用白棉布兜住挂起来晾晒，干透后备用。尚学民记得，每年的打粉，要好多天。粉碎机、水泥池都有限， 大家要排队。打粉的每个程序都需要水，到处都是水，人身上也免不了沾水，不光手湿，袖口也是潮湿的。在深秋里，天气转凉，干起活来出一身汗，汗下去之后浑身透凉，被水浸湿的手臂更凉。

下粉条是在冬天结冰的季节，因为那时候做粉条的技术还只能做“冻条”——刚出锅的粉条挂起来后，必须经过冰冻，开化后才能分散开， 否则粉条会粘在一起成为一坨。下粉条的老师儿被称作“端瓢的”，最初是从外村请的，大概一天给一块钱的工钱。后来，为了赶时间，人们发明了不结冰下粉条的技术——做“油条”，即在下粉条的大锅里加入一定量的食油，达到粉条不粘的目的。

在巨大的陶盆里，红薯淀粉加一定比例的白矾与盐，兑温水，通过反复搅拌、摔打，和成软软的、有弹性的面。老师儿把粉面装进专用的铝制漏瓢，以一个与醒木差不多的木块不停地击打漏瓢把儿的根部，便从漏瓢的孔中流出细细的粉条。下边是一个不停烧火的大锅，粉条在开水里煮熟，再捞出来，搭在二尺左右的木棍（被称作粉条杆）上，挂到室外经过一夜的冰冻，在即将开化时拍掉冰凌碴，继续晾晒，干透即成。

下粉条那时候，尚学民年龄尚小，并没有参与多少，顶多就是干点洗红薯、翻红薯渣、拾“粉条头”这样的小活。他印象最深的，不是干活， 而是吃粉条头。粉条头是制作过程中最初和最末那些粗细不均的短粉条。这些粉条头因为品相差，卖不成钱，只能自己吃。

每年下粉条，都会收获大量的粉条头。母亲便变着法子处理粉条头， 凉拌吃，炒着吃，煮着吃，直吃得到最后看见粉条就想吐。有一次，母亲做挂面的时候放进去很多粉条头。吃的时候，尚学民偷偷地把粉条头挑出来倒到了鸡食盆里。那几年，粉条真是吃腻歪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都讨厌吃粉条。

红薯之外，胡萝卜也是那时候农家吃得很多的食物。它很少做菜，经常被煮熟、丢锅充当主食。尚学民对胡萝卜的讨厌程度，可以用深恶痛绝来形容。有一次，母亲把胡萝卜切成圆轱辘丢到“糊涂”里，尚学民端起碗一闻到胡萝卜甜腻腻的味道，眼泪就下来了。他不光吃不下去胡萝卜，连它的味道都受不了。

60后的贫苦记忆

1974年，尚学民8岁。对于8岁的孩童来说，世事的艰难尚不太了然，他的关注点，基本都在吃和玩上。

在尚学民的记忆中，虽然饥饿感不太强烈了，但能吃的东西大部分还限于每天的三顿饭，而且都不太好吃，仅仅是填饱肚子而已。那时候， 家里的早晚饭几乎常年不变：红薯“糊涂”，“糊涂”里偶然也会把红薯换成胡萝卜。午饭比较杂乱，或是熬菜配窝头、红薯，或是浓稠的咸“糊涂”（“糊涂”里加盐和干萝卜缨、干芥菜缨、干油菜缨、红薯叶、野菜等），或是红薯干面饸饹，偶尔也吃一顿汤面叶或汤面条。

尚学民的少年阶段听到最多的，也是关于吃的话题。记忆中，很多时候早晚的红薯“糊涂”，红薯很多，“糊涂”却很稀。因为每年分的玉米有限，家庭主妇不敢铺张。稍一松手，玉米就接不上下一年的茬了，只能吃白水煮红薯或红薯干。本家辈分最高的老四爷， 身材魁梧，力大无比，饭量也大。在饭场上，老四爷多次用筷子夹着碗里的红薯轱辘，指着稀得照人影的“糊涂”大声说，啥时候能天天喝上稠“糊涂”，就知足了。

尚学民是在与小伙伴交往时发现不少人家一天只吃两顿饭的。这让他很不理解，他们家一直都是一天三顿饭的。硬性改变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把三顿变成两顿，这其中有着多少的无奈。如果不是实在困难， 谁会如此抠门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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