锛玉蜀黍茬比较累。最初，尚学民还不会用锄头，只是帮助母亲把锛掉的玉蜀黍茬根部的泥土磕下来；后来会使了，小手还握不紧把儿，不到半晌就把右手掌磨出好多泡，生疼；手上有了泡并不是就可以歇了，还得接着干，手上缠上手绢继续锛。

溜红薯要有耐心，一锨一锨地翻土，却总不见红薯，遗留的总是少数。往往费了好大劲把一亩地翻完，只能溜出来几十斤红薯，还都是细小的、破残的。这些细小、破残的红薯也是被纳入主粮的，人们都很在乎。溜红薯也能收集一些红薯笼头。红薯笼头是连接红薯秧与红薯的地上根茎部分，细小、纤维多，一般都喂猪。生活艰难时候，人也吃，磨成面蒸成窝头，与红薯干面差不多，无论口味还是充饥的功能都比糠窝窝、棉籽馍要强很多。红薯笼头与红薯秧都是上等的猪饲料，生产队会按人头把它们分给社员，大家小心地收回家，红薯笼头晒干茓在屋子里，红薯秧搭在墙头上慢慢晾干。喂猪的时候，把红薯笼头磨成面粉，加到粉碎的红薯秧、谷糠、玉米芯、干草等主料里少许，不光提升口感，增加猪的食欲，也比草类饲料营养丰富。养猪是一个家庭的大事，一年能喂大一头猪，那可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

尚学民的母亲每年都会养一头猪。那时候的猪体重总是增长很慢，一年下来，老是在“够格”的标准上“打麻缠”。低于130斤，食品公司收购点是不要的。喂猪真是需要“算计”的，一家之主几乎天天在为猪食精打细算。粮食是不用想的，人吃还紧张，谁家也不会那么高姿态把粮食均给它吃。偶尔给它改善一回生活，无非是在猪食盆里撒一把麸皮，或是加一些红薯尾巴、咸菜汤。红薯笼头、红薯秧也不会让它们敞开吃，那是有计划的， 不然没有了，猪就断主食了。为了保证猪食供应，家家户户都会在春、夏、秋季为猪配一些榆树叶、槐树叶、玉米叶、棉花叶以及燕苣儿（苦菜）、牛舌头棵、马唐草等新鲜的绿色植物。这些绿色食品虽然不顶饥，却也能补充主食的不足，不至于让它们饿着肚子不停地在猪圈里大呼小叫。后来条件好一些，也会喂猪一些红薯，但它们吃的绝大部分还是非粮食品。

卖猪是大事，也是喜事，有时候也犯愁。猪个头儿长得看上去差不多“够格”了，就借来大秤称一下，结果还差十来斤，不“够格”，只得再喂一段时间，再称，还差三四斤。但家里急着用钱，迫不及待地要卖， 就想法让猪多吃一些吧，最后喂它一顿“好食”，红薯、胡萝卜、“糊涂” 等。猪都贪吃，它不会想到被卖掉很快会没命，所以拼命吃，帮助主人实现了“够格”的目标。

尚学民多次跟随父亲用平车拉着猪去万古集食品公司收购点。每次， 尚学民最担心的就是猪在过称前拉屎撒尿。它憋不住撒泡尿，就可能导致体重下降，搞不好就跌进130斤以内。遇见好说话的收购员，差一两斤， 也就收了；遇见原则性强的收购员，错一斤也不收。记忆中，有两次都因为不“够格”没把猪卖掉，他特别沮丧。因为每次把猪卖掉，父亲都会带他去食堂，花两毛钱吃一碗羊肉面，有时候还会买个猪蹄过过肉瘾。

尚学民曾经多次回忆起卖猪路上为了猪的一泡屎尿而提心吊胆。那个年代，人都瘦，很少有超过120斤体重的人，更别说猪了，长到130斤真不容易。说到底，无论是人还是猪，体重上不去，都是因为食物质量差，营养严重不够。20世纪80年代起，胖人渐渐多起来了，尚学民本人因为喜欢肉食，又管不住自己的嘴，30岁后体重飙升，一度接近200斤，而且多次经过艰苦减肥都没有降到150斤以下。猪的体重更是惊人，二三百斤算小的，四五百斤也属正常。猪能长这么大，除品种改良因素之外，饲料的精细是主要原因。

1976 年春，尚学民上小学三年级。他曾跟外村一个兄弟姐妹七个的同学去家里玩，晚饭是红薯干面窝头加丢了红薯干的“糊涂”，菜是腌白菜疙瘩和白萝卜条。同学的哥哥已经十七八岁，他狠狠地咬了一口红薯干面窝头，再啃一口白菜疙瘩，边夸张地咀嚼着边说，啥时候能饱吃一顿“好卷”，死也值了。

同学哥哥的话让尚学民记忆深刻。同学告诉他，分地之前，他们家即使在过年期间，“好卷”也是不能饱吃的，要配着红薯干面与玉米面两掺的窝头。除夕和大年初一吃饺子，更别想能饱吃，孩子们按年龄分到个数不同的饺子。父母还规定：吃饺子前要先喝一碗汤，每个饺子最少要吃两口，每咬下去一口都得细嚼慢咽，等等。滚烫的饺子汤，喝下去是需要时间的，等到吃上饺子，孩子们急迫的心情早就熬下去了。尚学民每每与那位同学说起他家那时候的生活，同学都会禁不住落泪。

同学哥哥的愿望，尚学民家倒是实现了，每年总会有一些日子可以饱吃“好卷”的。不过他对吃也有自己的愿望：常年“一块面”，天天能饱吃“好卷”。当然，关于吃，他还有更多的愿望，比如炸面坨，比如肉， 比如苹果、橘子、香蕉等水果，这些东西什么时候可以饱吃呢？少年尚学民的所有理想几乎都与吃有关。因为食物短缺，以至于读书读到写食物的地方，他都会垂涎三尺，然后便开始想如何能吃到这种美食。美食，是少年尚学民努力的“第一动力”。

再不愁缺粮

尚学民那个同学的哥哥“饱吃一顿‘好卷’”的愿望，三年后便得以实现，而且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可以天天都饱吃“好卷”了。

1980年麦收后，同学母亲把一筐暄和的“好卷”端到孩子们面前的时候，同学和他的兄弟姐妹们疯抢一般，每人两手都抓了不止一个“好卷”。母亲高兴地说，别抢别抢，多着呢，以后咱一天三顿都吃“好卷”。

孩子们这才把多拿的馒头放回筐里。同学的哥哥猛吃着，泪水在眼里打转，因为家里穷他还没寻上媳妇。同学最小的弟弟8岁，他早已把嘴塞满，咀嚼都困难了，好不容易咽下去，又被噎得把脖子伸了好几次。吃完两个馒头，小弟一手拿着一个“好卷”，一手拍打着，嘴里喊着： 我叫你跑！我叫你跑……

同学的母亲高兴的情绪被小儿子的举动弄得有些心酸，她哽咽着对小儿子说：乖乖，“好卷”再也不会跑了，它天天都在咱家馍篮子里。

年过半百的同学与尚学民谈起这些往事时还心潮澎湃。饥饿早已淡出中原人的生活，尚学民的同学已经因为肥胖导致高血脂、高血压十多年。

尚学民清楚地记得，1979年秋季那个分地的下午。那天刚好是个星期天，他没有上学，被母亲派去地里认领自家的地。冢后大队第二生产队在那个下午先分了自留地，尚学民家按五口人，分到了一亩地。

地里的玉米已经长到了一人高，叶子的颜色有些发黄——庄稼人知道，那是“营养不良”的结果。玉米还归生产队，收完之后，接下来的耕种就由各家各户了。

分地之前，社员们也议论纷纷，有的赞成，有的反对，吵闹得跟蛤蟆坑一样，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最后生产队长说：赞成不赞成，都要分， 这是上边的意思。

这就是后来被称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历史性变革，从此冢后村走上了不缺粮的道路。这是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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