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幅明

读过王绶青先生一些代表性的作品，聆听过他的诗歌朗诵会，有一个突出的感受：他是一个从开始写作就有明确方向的诗人，且终生相守，不改初衷。这或许是破解他成功的一把钥匙。

古人说“取法乎上”。 王绶青取法古典和民歌，几十年不变，成为民族诗歌传统的坚定继承者和弘扬者。显然，古典和民歌并非唯一的取法对象，除此，还有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外国文学，等等。存在着多种选择。何谓“上”？毫无疑问是指各种经典。他选择古典和民歌，是因为与他与生俱来的美学倾向产生了契合。所以，他的处女作《汗衫》的起点很高，1955年在《河南文艺》发表后，又被选入1956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河南青年文学创作选集《晨歌》。是处女作，又是成名作。今天读来，仍然不过时。因为它表现了一个永恒的主题——爱，且用朴素蕴藉含蓄的手法写出。实践证明，他选择了正确的方向，选择了一条适合他本人又能给人以启示的阳关大道。

中国古典诗歌有两个源头：一个是《诗经》，属于功用诗学，或广义的现实主义，由于是孔子删定，一直被列入儒家经典，三千年来一直占据着主流诗坛。另一个是《楚辞》，屈原的《离骚》，属于表现诗学，或广义的浪漫主义，哲学基础来自道家。一个重客观，另一个重主观。这两个源流，几乎是中国诗歌的全部。民歌是两个源头共有的。《诗经》和《楚辞》，都有明显的民歌风，《诗经》中的“国风”，不少即民歌体。现当代产生的一些被称为现代主义的流派，某种意义上，都是这两个源头的延伸。有学者认为，王绶青的诗歌属于现实主义。但我认为，这只是王绶青诗歌的特色之一，而不是全部。他同时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两个传统。他的不少山水诗和纪游诗，情景交融，情理交融，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他的作品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统一，人品与诗品的统一。

王绶青对杜甫诗风的自觉继承，尤显可贵。王绶青写过两首关于杜甫的诗《杜甫诞生窑》和《笔架山》，表达了对杜甫的崇敬。在《笔架山》中他写道：“诗与人民同歌哭／诗与泥土共呼吸／诗与江山同荣辱／诗与童心共生死……心要像纸一样净／身要像笔一样直／天下‘人’字最难写／写好‘人’字才是诗！”他从杜甫身上悟出了诗家三昧。他的诗同样也是与人民同歌哭的。上世纪70年代，他写下林县人民艰苦创业修建红旗渠的长诗《斗天图》，产生过广泛影响。此诗写进了《中华文学通史》第八卷，成为那个时代诗歌的代表作之一。上世纪90年代初又写了《重访红旗渠》，获过大奖，并收入多种重要选本。王绶青是具有人民意识的诗人。他写红旗渠，是为一个时代的民魂国魂作传。他深入林县采访，与杨贵同志和红旗渠的建设者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不仅写红旗渠、小浪底，还写焦裕绿、申纪兰等时代楷模。晚年又致力生态诗、环保诗的创作，如长诗《地球咏叹调》等，充满了因环境恶化、生态失衡危害民族生存的忧患。卫辉市曾授予他“人民的诗人”的贺匾。这是一个崇高的称号。我们有成千上万的诗人，有几人配称这个称号？读者在他诗歌里可以感受到一个大写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他同样是一个大写的人，具有包容心和正义感，深受同代人好评、晚辈人爱戴。

王绶青对诗歌无比热爱，60年间从未中断创作，坚守方向，孜孜以求。他坚持以生命写诗，以真情写诗，字里行间散发着强烈的人格力量。他是民族化、大众化诗风的不懈探索者。在相当多的诗人受时风影响、不再讲究诗的押韵和音乐性时，他始终坚持押韵。他尝试叙事诗、抒情诗、自由体、民歌体、新古体诗等多种形式的创作，硕果累累。艺术的美具有各种形态，各种形态本身并无高下之分。押韵与不押韵，都是诗人的选项，无可厚非；但节奏感对于诗歌，不可或缺。在中国古典文学中，诗歌属于韵文的一种，曾是诗与歌的统一体，《诗经》、汉乐府、宋词，都是可以演唱的歌词，音韵优美，朗朗上口。押韵的诗便于记忆和朗诵，有利于传播。王绶青对音乐性的坚守，对炼意炼字的坚守，形成了他有别于他人的清新厚重的独特诗风。

在王绶青先生仙逝一周年之际，谨以此小文，表达对诗翁的深切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