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 剑

明朝晚期，在东南沿海某地，三名世家子弟想要招募乡勇，抵御倭寇。没想到，遭到仇家举报，说他们通海叛国，密谋造反。应天巡抚好大喜功，立即坐实罪名，将三人下了大狱。

案件惊动了朝廷，被责令重审。苏州推官挺身而出，接过这个“烫手山芋”。经过仔细查证，他终于弄清了真相，当即为三名世家子弟洗刷了冤屈。当含冤者从死牢中被释放之时，晴朗的天空中突然响起几声炸雷。此案便被当地人称为“雷鸣案”。

审理“雷鸣案”的苏州推官，就是袁可立。河南睢州人，四朝元老，是明代后期著名的能臣廉吏。

万历十七年(1589年)，27岁的袁可立就任苏州府推官。所谓推官，就是专掌刑名的基层官员。别看只是个七品芝麻官，袁可立却干出了大名堂。

当时，主政苏州的高级官员，一个是应天巡抚李涞，一个是苏州知府石昆玉。为官清正的石昆玉因整治地方豪强而触怒了李涞，李涞反诬石昆玉有罪，具折弹劾，并将石昆玉逮捕入狱。对二人的是非曲直，袁可立心知肚明。血气方刚的他立即上书为石昆玉辩诬，并担任“石李案”的主审官。案子审结后，袁可立当众大声宣读判词。李涞羞愧难当，自请去职。七品芝麻官扳倒四品大员，此事在苏州坊间传为美谈。

更猛的事情，还在后面。浙江湖州有两家权贵，一个是曾当过礼部尚书的董份，另一个是当过皇帝老师的范应期。两人虽赋闲在家，却纵容子孙和家奴侵夺百姓田产，鱼肉乡里。监察御史彭应参秉公查办，却被万历皇帝削职为民，很多官员受到牵连。此举激怒了当地百姓，一时间民情汹汹，告状不止，大有酿成民变之风险。这就是明史上鼎鼎有名的“湖州案”。

这桩令浙江官员避之唯恐不及的案子，最终又落在了袁可立头上。因为是异地办案，袁可立这次没有硬碰硬。他很有策略地做了两件事：一是把百姓揭发董、范的诉状分发各县审理，亮明官方“不私袒护”的态度。并在查实董、范两家侵占民田的事实后，依律责令其退还；二是对参与闹事的百姓，惩办首恶，其余不予追究。由于袁可立巧妙应对，软硬兼施，这桩震动朝野的大案很快得以平息。

几桩大案办下来，袁可立名声大震。不久，他就被擢升为山西道监察御史。离开苏州之时，百姓箪酒相留，哭送百里不绝。后来，袁可立进入苏州名宦祠，与海瑞、于成龙、林则徐等清官同列，是明清五百年间入祀苏州名宦祠唯一的七品官员。

当了御史的袁可立，胆气愈发雄壮。有一次，他巡视京都西城，恰遇太监仗势杀人，而文武百官都不敢问。袁可立查清事情的来龙去脉，立即将其逮捕，并将罪状钤章张榜公布。当晚有人拿重金到袁可立门上说情，劝袁可立：“此弄臣，奈何窘之？”袁可立不为所动，愤然答道：“吾知有三尺，何知弄臣！”“杀人者抵，吾知为朝廷守法而已。”遂将说情者赶出门外。最终，这位太监被袁可立正法。自此，京城人都称袁可立为“铁面御史”。

袁可立的高光时刻，当属登莱巡抚任上，御敌建功之时。天启二年，山海关外的明军接连惨败，整个辽东几乎全陷于后金之手。在百官噤口、明王朝大厦将倾之际，年逾花甲的袁可立应运而出，成为明末抵御外敌的擎天一柱。

袁可立以不同凡响的战略眼光，提出了著名的“七条建议”，不赞同将全部力量投入辽西与后金在陆战中分胜负。而主张以登莱为基地，以海制陆，海陆互为犄角，“出奇兵，以图制胜”。这是当时形势下最适合明朝的“辽东战略”。

明熹宗龙颜大喜，全部采纳了袁可立的建议，称赞他“清任以和，直方而大；精神折冲于千里，文武为宪于万邦”，当即任命袁可立为登莱巡抚，统领山东半岛边防要务。

袁可立到任后，募兵练勇，整饬军纪，洞察敌情，夯实海防，多次挫败后金对明朝海疆防线的侵扰。在袁可立的悉心治理下，登莱海防销锋卧鼓，固若金汤。不仅如此，袁可立还巧用毛文龙，策反刘爱塔，率部主动出击，跨海收复辽南金州、旅顺、皇城岛等要塞。并与辽东明军、天津明军互为犄角，对后金形成包围之势。此时的努尔哈赤和他的八旗劲旅，完全被压制，只能就地蜷缩，东挡西突，疲于奔命，再也无力西窥。袁可立在辽东战场横刀立马，战功赫赫，后人把他与袁崇焕、袁应泰并称为“辽东三袁”。

可惜，明末国势颓败，党争不断，栋梁之材竟成了牺牲品。袁可立被罢职后，登莱防线土崩瓦解，大明王朝的厄运开始了。

崇祯六年（1633年）心力交瘁、万念俱灰的袁可立病逝于睢州，终年72岁。崇祯皇帝谴使至睢州祭葬，首辅孔贞运为撰墓铭。书画大师董其昌为《袁可立像》题了八个字：“忠诚干国，正直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