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振国

都说文人相轻，其实自古以来有文人相轻的，也有文人相重或相“亲”的，相轻遭诟病，相“亲”传佳话。

《刘公嘉话》载：唐朝“苦吟诗人”贾岛，骑驴到京城长安参加科举考试，路上吟得诗句：“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 但他对联中的“推”字不甚满意，想换为“敲”字，几番琢磨拿不定主意，于是骑在驴背上边走边斟酌，还不时地比画着“推”与“敲”的动作。这时，碰巧吏部侍郎兼京兆尹韩愈路过，贾岛不知不觉冲撞了仪卫队。随从人员将贾岛拉下驴背，带到韩愈面前。贾岛解释并非有意冒犯，实是“推”和“敲”惹的祸。韩愈并不怪罪，停马伫立沉吟良久，对贾岛说道：“还是用‘敲’字更好啊。”于是二人拱手言欢，韩愈还给贾岛换上马，二人并骑而行回到韩府，并且很长时间彼此相惜不忍分开。这段佳话也诞生了“推敲”这个典故。

西晋陆机对左思的态度则经历了一个过程。太康十年，即公元289年，有“太康之英”盛誉的陆机从江南来到京师洛阳，动了撰写《三都赋》的念头。当他听说一个叫左思的无名之辈正在写作此赋时，在给弟弟陆云的信中说：“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称左思粗俗，要用他的书盖酒坛子，实际上就是看不起左思，不相信什么人都能写《三都赋》。然而，当左思的十年心血之作被人争相阅读传抄，竟引得洛阳纸价大涨，陆机也不由得拿来抄本，一读之后，却顿感惭愧不已，表示自己写不出这样惊世骇俗的奇文妙作，在极力赞佩推崇的同时，他选择放弃写作《三都赋》。成语“洛阳纸贵”和文学典故“陆机辍笔”就是这么来的。不过，陆机版《三都赋》未能面世，世人无缘拜读，也不知道这是幸事还是憾事。

文人相“亲”，李白、杜甫不能不提。一个诗仙，一个诗圣，两人名气都很大；李白比杜甫年长11岁，没有大过一轮，这样名不分伯仲年龄也相仿的两人，照说最有可能不对付，但李杜却相敬相惜情深义重。天宝三年春，44岁的李白被唐明皇打发出翰林院后，来到洛阳，和家住洛城的杜甫见了面，这一见，闻一多说相当于两颗星相遇。当年秋，两人又相约同游了梁和宋，即今天的开封和商丘，还过黄河往王屋山访道寻仙，其间高适也来凑热闹，如今开封禹王台公园内的“三贤祠”，便是纪念这次开封游的。次年秋，两人再次结伴同游东鲁，即今天的山东，最后在兖州赠诗作别，杜甫赠李白：“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李白赠杜甫：“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遗憾的是，两人从此无缘再会。此后，杜甫写有十多首思念李白的诗，多年后李白再游齐鲁，也深情怀念杜甫：“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

梁启超和陈寅恪则堪称君子之交。陈寅恪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但只求学问、不求学位的他没有文凭，梁启超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并向清华大学校长鼎力举荐，最终陈寅恪被破格聘为国学院教授。按常理来说，陈寅恪应该感谢或感恩梁启超，但人们看到的不是这些，反而是两人常常为学术问题发生争论、互不相让。梁启超的一个同事和陈寅恪有过节，便故意拿来一份学报给梁看，学报上刊有一篇陈和梁“对着干”的文章。不过文章说的梁启超知道，也就是在陶渊明为什么弃官归隐的问题上，两人有分歧，正在打笔仗。当梁明白同事挑拨离间的用意后，对同事进行了严厉的斥责，并说：“陈寅恪的为人我是知道的。”梁陈之谊在清华师生中曾传为美谈。

人与人之间，包括文人之间，重要的还在于了解，彼此了解了，要么道不同不相为谋，要么就容易互相亲近，这个并不复杂。曹丕抛出“文人相轻”，其论据有两个，一是就文章特点来说的：“文非一体，鲜能备善”，这个没问题；二是拿人性弱点来说的，他借“敝帚自珍”这个典故，来说明人只能看到自己的优点而看不到自己的缺点，进而断定文人之间势必要“各以所长，相轻所短”，这就难免狭隘和片面了，且不说他对成语“敝帚自珍”解读的问题。事实上，因为文无定法、文无第一，真正的文人或文家，懂得彼此尊重、接纳和包容的意义，明白相互学习、借鉴和切磋的必要，善于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乐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重要的是他们也是这样做的，古今文人相“亲”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一枝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再说同为文人，共情的东西自然也会多一些。这里改曹丕原话一个字：“文人相‘亲’，自古而然”。当然，“相轻”也是有的，这个曹丕已经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