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西亮

钩稽史籍，“同志”一词最早出现于《礼记》，说“同门曰朋，同志曰友”。后来的文献如《国语·晋语四》中有“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的表述；“所与交友，必也同志”则出现于《后汉书·刘陶传》中。以此算来，“同志”一词已有2000多年历史。

这里的“同志”是志向和情趣相同的意思。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第120回中亦有“乐得与二三同志，酒余饭饱，雨夕灯窗，同消寂寞”的话，其意大抵与上相近。

将“同志”之义古为今用，引申为政党成员之间的特定称呼，至今也有百年之久了。据史料记载，早在1920年，毛泽东和其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同学、新民学会会员罗学瓒的通信中，即用了“同志”一词。中共一大的党纲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不分性别，不分国籍，经党员一人介绍，都可以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这一规定既有传统文化背景，也是效法苏共的做法。而孙中山早在成立同盟会之初，所制章程里就规定：会员之间以同志相称。后来国民党与共产党一样，党员之间公务、公文来往都是一律互称同志。由此可见，“同志”一词无论从其本源意义抑或从引申意义上理解，都包含了志同道合、为一个理想共同奋斗的意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同志”成为共产党人之间纯洁而神圣的标称。革命战争年代，白色恐怖，岁月峥嵘，一声“同志”，既是“亲人”的代名词，更是温暖、希望、信心和胜利的象征。凡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共产党人都知道，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姓名后面缀有“同志”二字，就意味着是组织的人，是同一个战壕里可以生死相依、荣辱与共的战友。

“同志”之称不断面临新问题、新挑战，也一直备受党的领袖和各级党组织的关注。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鉴于党内官僚风气渐盛、党内“同志”之称淡化的现象，毛泽东同志于1959年8月3日专门给刘少奇、周恩来及中央办公厅同志写信，建议党内一律用“同志”相称。1965年和1978年中共中央两次发文，强调党内互称同志。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进一步要求“党内要互称同志，不称官衔”。2016年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再次明确要求“党内一律称同志”。

不只在中央层面，一些地方党委如上海、哈尔滨、济南等市委也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先后专题发文，强调“党内称同志”的重要性。特别是2025年7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称呼与风气》一文，强烈呼吁“同志”之称重归社会，重归主流！“同志”一词又一次冲上热搜，成为举世关注的话题。

一个时期以来，“同志”一词在不少人心目中渐行渐远，成为落伍、不时尚甚至有损于“身份”的过时东西，而彼此之间代之以老板、老总、哥们儿或者张局、刘院、李所相称，除了干部职务任免公示和领导讲话的开场白中，或者遗体告别时的生平简介里程序化、礼节性出现之外，“同志”的称呼好像已经时过境迁、不合时宜了，记得数年前曾读到一则媒体评论，说如今一些领导干部，可能只记得自己有两种情况被称为同志：一是在自己的任职文件上，二是自己犯错误受处分的决定中。这听起来似乎有点黑色幽默味道的现象，折射的是一些党员干部党性观念淡薄、三观扭曲的社会现实。尤其令人惊诧的是，现在打开手机网络，“同志”一词竟被同性恋之类病态、丑陋的东西所霸屏。这种现象既是对“同志”一词圣洁内涵的玷污，也引起了正直的人们的警觉和警醒！

很多老干部忧心忡忡地说：我们这个人数占全国总人口十四分之一的大党，1亿多党员，任由自己使用了100多年的光荣称呼边缘化甚至弃而不用，转而去追逐崇尚那些庸俗的东西，感到心疼难受！

党内称同志，之所以被淡化，在有的党员干部身上被打上商业、江湖的烙印，有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多种原因，但究其根本，一是官本位意识作祟。官做大了，社会地位高了，就要显摆，别人叫自己的名字或称声同志听着心里不舒服、没气场。

党内称同志，不仅是一种民主的象征，也是全体共产党人秉持共同理想信念、为一个目标齐心奋斗的标志。如今，人民日报发文呼吁“党内称同志”，意义非同寻常。作为泱泱亿万大党的一分子，我们热爱和珍惜这一亲切、圣洁的称呼，我们真诚呼唤：久违的“同志”，归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