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１年夏天，我幸运地躲过高考，却心甘情愿地出现在另一个考场上。

　　那些日子，我赋闲在家，无所事事。晃荡的生活过了几个月，实在是有些乏味了。一天，报纸上刊登新闻，说“舒而美”公司设立了奖学金，无论文理，凡是高考成绩在北京进入前１０名的女生，都可以获得１５００元的现金奖励。

　　看到这条消息，我怦然心动。

　　我兴冲冲地跑回学校，找到班主任，开口就问：“老师我还能参加高考吗？”

　　老师表情如同看到了外星人，迟疑地说：“你忘了？你已经被保送了！你已经被人大录取了，怎么能再参加高考呢！”

　　我原以为只消勾勾指头就到手的宝贝，刹那间化为了泡影。

　　回到家，我一边发牢骚，爸妈一边笑：“你要真闲不住，不如试着考考托福，没准儿还能提高一下英语水平。”

　　想想爸妈的话也有道理，于是，我就这样懵懵懂懂地加入了考托福的行列。

　　在校园里，判断出哪位同学属于“托派”并不困难。走在路上，骑在车上，他们一定随身携带Ｗａｌｋｍａｎ，塞着耳机，对美音的英语广播百听不厌。即便听流行歌曲，他们也非Ｍｉｃｈａｅｌ Ｊａｃｋｓｏｎ和Ｍａｄｏｎｎａ们不选，生怕练习听力的时间会被耽误一分钟。不分时间、地点和场合，“托派”同学都能神凝入定，口中着了魔似地念念有词，不把一个单词重复几十遍，绝不罢休。

　　有了这样一种大气候，也就难怪每次托福报名，任何一个考点都是人山人海了。

　　几经推搡，我拿到了那张宝贵的写着号码的小纸片。我规规矩矩地排在队尾，４个多小时的漫长等待后，才终于轮到我。

　　一位穿蓝衣服的工作人员抬起头，上上下下把我审视一番：“叫你们家大人直接到这里来填表，报名表可不能拿走！”

　　“不用拿走，我就在这里填！”

　　“你？你能代替你们家大人填表吗？”

　　“是我考，又不是我们家大人考。”

　　“你考托福？”“蓝衣服”的口气透着不容忽视的权威和轻视，“报名表都是英文的，你会填吗？”

　　“怎么不会？”我迅速填好表，交了钱，心里愤愤不平。

　　从此，在人大图书馆的研究生阅览室里，多了一个小“托派”的身影。

　　十几年前，没有“新东方”，没有现成的套题、答案和各种“秘笈”，收集试题就如同今天的人们收藏古董。那段日子，我每天都静静躲在阅览室的一角，做两套收集来的托福试题，并且把听力部分一句一句听写下来。

　　考试结束后，我很快把托福抛到了九霄云外。直到领取分数的日子到了，我努力挤到办公桌前，又看到报名时的那位“蓝衣服”。他拿着大人的腔调，说：“小姑娘，你还真考了托福？”

　　“又没有人规定考试年龄，我考着玩儿不行吗？”我心里极其不满。

　　蓝衣服拿着我的考号，一边翻找成绩单，一边调侃：“现在的孩子真不得了！你还在上中学吧？能考５５０分就不错了吧？”

　　“那可不一定！我高三都毕业了！”

　　我接过信封，满不在乎地拆开，没有丝毫忐忑和紧张。然后，一个数字赫然映入了我的眼帘：６６０。

　　那次考试，满分是６７３。６６０分，意味着我只做错了两三道题。

　　“蓝衣服”看了看我手中的成绩单，眼睛睁得越来越圆，嘴巴也张得越来越大。顿了顿，他才无比惊讶地说：“原来这次唯一一个考６６０分的就是你啊！”

　　命运的偏爱

　　６６０的分数带给爸妈的喜悦，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这让我多少有些不解，一向不太关心分数的他们，为什么偏偏对托福这么在意？

　　多年以后，爸妈到美国探望我，说起往事，我才明白了他们的用心良苦。原来，在他们的内心深处，６６０的分数就像一张船票，能够把我送到大洋彼岸，展开一段幸福的人生。

　　和那个年代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爸妈的一生都充满磨难。尽管“文革”已经结束十多年了，但那段非人岁月留下的阴影却始终挥之不去。让孩子们生活在那片新大陆，成为他们最大的心愿。

　　与他们相比，我却不太一样。我没有经历过波澜，对于在人大念书和北京简简单单的生活，我很知足，也很留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