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９年，我去维也纳参加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钢琴比赛，以前的联欢节都是社会主义阵营，到了这一届已经是国际性质，当时我演奏了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和李斯特的《塔兰泰拉舞曲》以及莫扎特和舒伯特的作品等，１０位评委全部给了满分，拿到了第１名。

　　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时，我已被苏联专家挑选进留苏预备部。１９６０年，我如期去列宁格勒音乐学院留学，那时候留苏的人特别少，而且政审特别严格。两国关系恶化后，又裁掉了一半人，最终去成的人屈指可数。我是直接从附中挑出来年龄最小的一个。其他都是从大学里挑出来的，专业全部停掉，突击俄文一年。我因为要参加比赛，并没有停掉专业课，而是又给我找了一位俄文老师，专为我补课。去进修的还有盛中国、郑小瑛、林耀基等。

　　从我的个人经历，早年时到上海令我眼界大开，青年时期到了列宁格勒，眼界又为之一变。列宁格勒音乐学院是当时苏联最老、最大的一所音乐学院。柴可夫斯基是从这里毕业的，肖斯塔科维奇那时也在，我至今还保留着一张与他的合影。

　　我们去的时候，中苏关系已经开始恶化，“九评”出来后，关系彻底破裂，我们也成了最后一批留学生。第一年要上政治课，我们的俄文本来就不好，还要随时准备跟人家辩论，真的很吃力。除此之外，还一天到晚让我们发宣传小册子。我的苏联导师在中国教了我３年，对中国比较有感情，离开中国时候周恩来总理还给他发过奖，但我们时常辩论也挺伤感情。他说，算了，我不跟你讨论政治，你就好好练琴吧！

　　１９６２年，我代表中国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二届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这是当时规格最高的国际比赛，第一届获第１名的选手是美国人，回国后乘敞篷车在纽约百老汇街头受到了夹道欢迎。我那时还小，也不知道害怕，比赛进行了３轮，要弹两个协奏曲。第一轮之后我的呼声最高，比赛结果一直争到了半夜，据说半夜报到赫鲁晓夫那里，定下来第１名给了苏联选手，我成了亚军。

　　在苏联原定的计划是学习５年，１９６５年结束。１９６３年，我们这批学生回国“反修学习”，我从这次比赛回来后，就被以“要保护”的名义留在国内，转而进中央音乐学院。我后来才知道，不让我继续去苏联的原因是怀疑我要“叛逃”。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我半夜跟随老师去排练，练到凌晨两三点，回来后敲门敲不开，看门的睡着了，列宁格勒特别冷，零下二三十摄氏度，我赶紧到街上打个电话，打车到老师家，当晚就住在他家里。有人就打了小报告，说我要叛逃。此外，还有人曾怀疑我要跟导师的女儿结婚——我与导师的关系确实很好，他带了我六七年，上世纪９０年代时我还去俄罗斯看过他——这些事情还是我在“文革”申请入党时才知道的。

　　也许是因为此前出过“傅聪事件”，国内对我们出国学琴的比较敏感。上世纪７０年代我去罗马尼亚参加演出时，有专人“保护我”，天天给我换房间，后来干脆有一个北京市公安局的人天天跟我住一起。

　　挽救钢琴

　　我带着一腔梦想从苏联回国，踌躇满志想大干一番，但一回来就彻底傻了眼。

　　从大跃进开始，就有一种论调，叫“亡琴论”，说钢琴是西洋的、资产阶级的东西，工人阶级不喜欢，不能为革命服务，应该砸烂。加上学钢琴的人大多有点“洋”背景，出身不好，钢琴更是难有抬头之日。那时古典东西演奏得很少，很多曲子都不能弹，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更不能弹，理由是他背叛祖国，十月革命后出走西方。就让我们弹民族的东西，我们就改编一些民歌、革命歌曲之类，也很肤浅。

　　１９６３年，有人写信上报毛泽东，说中央音乐学院搞资本主义，毛泽东批了著名的八个字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为了了解当时文艺界的情况，这年１２月３１日，特地在中南海安排了一场小型音乐会。节目是江青亲自去中央音乐学院选的，当时中央音乐学院去了一批人，唱歌的叶佩瑛、郭淑珍等，弹钢琴的还有刘诗昆。我开始准备的是吴祖强、杜鸣心创作的《鱼美人》，但上头的意思，是要我演奏自己写的作品。

　　当天我的演奏被安排在最后一个节目，中、外作品各一首，第一个作品是弹自己改编的《秧歌舞》，另一个作品是肖邦的《诙谐曲第二号》。结束后，毛主席把我叫到他身边的座位上，他的湖南口音很重，加上我紧张得要死，基本没听懂他的话，还是旁边的记者做翻译，我才知道他是鼓励我研究民族的东西，多搞创作，把中国古典民族的东西用钢琴来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