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容院女老板杜益敏因非法集资７亿元，于３月２１日被浙江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犯有集资诈骗罪，处以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杜益敏一审被判死刑的前一天，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原局长祝均一，因挪用小城镇保险基金达１５８．５６亿元，被吉林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数罪并罚(受贿、挪用公款以及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１８年。

　　这是两个很有典型意义的经济案，但处罚结果却有天壤之别。一个是非法集资７亿元判了死刑，一个是挪用公款１５８．５６亿元，却被判１８年。后者所涉及的金额是前者的２２．６倍，但获得的惩罚却远远轻于前者。而且后者所导致的损失是，截至案发前尚有１２４．２１亿元没有收回。另外，后者是数罪并罚才判１８年，而前者只是一个“集资诈骗罪”就判死刑。难道集资诈骗这个罪行所造成的社会危害要远远大于受贿、挪用公款以及滥用职权加在一起的罪恶吗？

　　从目前刑法规定对集资诈骗罪的最高处罚来看，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杜益敏死刑有法可依；而对于祝均一的数罪并罚，则有让人质疑之处。

　　当然，也许杜益敏案和祝均一案还有不同的情节，而不能以损失、受贿、贪污的金钱数额为唯一的量刑依据，但是审判者应当向公众明确地解释，有哪些情节足以让毁掉１５８．５６亿元和受贿１６０万元的祝均一，比诈骗７亿元的杜益敏罪恶更小？

　　而且，从表面上看，公众更有理由相信祝均一的犯罪更为恶劣，造成的损失更严重，因为他是政府官员，可以利用职务之便，而且动用的是人们的养老钱。而对于杜益敏，千万不能让公众产生“不杀不足以灭口”的推论。

　　许霆案已经在让公众思考、激辩现行的法律缺陷，杜益敏案和祝均一案，更需要我们关注现行法律量刑的公平与公正问题。

　　张田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