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０７年７月１３日，秋瑾因主持策划反清革命起义事败，在家乡绍兴被捕，“一忽儿，看见秋瑾穿着白汗衫，双手反缚，被一个兵推着走，前面有几个兵开路，又有几个兵紧跟在后面，他们都端着上刺刀的枪，冲锋似的奔过我家门旁的锦鳞桥，向绍兴知府衙门的路上奔去。”这个亲眼看着秋瑾被押向“知府衙门”的，就是日后的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

　　秋瑾被捕后，当晚就受到绍兴知府贵福审讯。但是秋瑾坚不招供。贵福于是对秋瑾动刑，“迫令跪火炼、火砖，惨不忍睹”，遍体鳞伤的秋瑾仍“坚不吐实”。之后她就又被关进了黑暗如我眼前所见的县衙大牢。

　　这时候，钻心的疼痛一定是秋瑾切入骨髓的感觉。但这样的感觉肯定阻止不了她的思想。继续受审、再次尝刑已由不得她，但她却可以誓死做到“坚不吐实”。贵福对她的审讯，注定只能铩羽而归。

　　但秋瑾还是感到了“意外”。“意外”来自第二天上午。次日上午，虽然秋瑾又被带出大牢继续受审，却似乎稍稍受到点“礼遇”，这当然与审讯她的人有关。此人便是山阴县令李钟岳。贵福审讯秋瑾失败后，便令李钟岳审讯秋瑾。

　　李钟岳一上来就出现了“反常”，比如审讯她不设在大堂，而是花厅；还特意搬来椅子让秋瑾坐。这天天阴雨湿，凄风吹拂，现场只有他们二人。没有声嘶力竭的喝令，也没有疾言厉色的责斥，有的只是冷静的对话。李问，你是不是革命党？秋答，是的。李问，你参加革命党，岂不知犯法？秋答，我主张男女革命，何罪之有！贵福后来为此指责李钟岳不是审讯秋瑾，倒像在接待贵客。后来李钟岳取来纸笔，让秋瑾写“招供”。秋瑾提笔写下了七个字：“秋风秋雨愁煞人！”

　　事后，李钟岳向贵福汇报审讯结果。贵福冷笑道，“你待她如上宾，还指望她招什么供。你为什么不对她动刑？”当晚，贵福便给上司打报告，要求对秋瑾“就地正法”。报告很快获准。

　　次日凌晨二时，贵福命令李钟岳对秋瑾执行死刑，并派心腹监督。一小时后，李钟岳来到大牢，他不无悲哀地对秋瑾说，我本想救你一命，但有人必欲杀你，我位卑言轻，实在无能为力。言罢，不由潸然泪下。

　　秋瑾答道，你的盛情我深感戴，今生已矣，愿图报于来世。接着，她向李钟岳提了三个要求：一、死后万勿脱她衣服；二、为她备一口棺材；三、让她给家人写一封家书。

　　在此，我们不妨设想一下，换了贵福，秋瑾会向他提这三点要求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李钟岳钦佩秋瑾，并不是因为她是一位革命家，而是出于她是一个杰出的诗人，是从她身上流溢出的文化人格。他曾指着她写下的诗“驰驱戎马中原梦，破碎山河故国羞”，对儿子说道，“以一女子而能诗，胜汝辈多矣！”英国文化学教授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论》一书中说过，“文化可以使人格深深的改变……因为，人与人的关系，并不只依靠外力的束缚，人与人之所以可能互相合作，乃因由个人感情和忠诚产生了一种道德的力量。”显然，归根到底，是文化在这一刻“改变”了李钟岳的人格。这最终促成他完成了一次对秋瑾的友善之举。而此举对即将告别生命的秋瑾来说，意义无疑是重大的。秋瑾不惧怕牺牲，但面对死亡，她担心自己死后被剥衣辱尸。李钟岳现在排除了她最后的隐忧，她还有什么好牵挂的呢。于是，便见秋瑾从容步至轩亭口，为自己３１岁的人生，画上了一个无怨无悔的永远的句号。

　　让人警醒的是，李钟岳的友善之举，并没有随着秋瑾生命的结束而结束。秋瑾牺牲后仅三天，由于贵福的汇报，李钟岳被责令撤职回籍。史料记载，李钟岳离任这天，绍兴民众数百人，乘船数十只，送他至距城３０里的柯桥。撤职后的李钟岳曾自责：“我虽不杀伯仁(即秋瑾)，伯仁实由我而死”。而且在他看来，“越中(即绍兴)自明季以还，宿儒大师，先后讲学，隐托经义故训，藉严华夷之辩，光复之宜，涵濡于后学者至深。革命说兴，其迎而与合者，大抵皆优秀分子，纵罹法网，犹将宥之于世；至若谳狱不具，本无死法，扼于权要，未由平反，人虽亮(谅)我，其如良心责备何！”尽管直接杀害秋瑾的刽子手是贵福，但一想到毕竟是假自己的手执行，李钟岳就无法原谅自己。亲朋好友虽多劝慰，还是不能使他释然。家人常见他面对秋瑾遗墨“秋风秋雨愁煞人”注视默诵，痛心疾首以至涕下。

　　在我看来，李钟岳的内疚和自责有多重，他对秋瑾的友善就有多深。不幸终于再次发生，１９０７年１０月２９日上午９时许，李钟岳趁家人不备，在自家院子里的树上自缢身亡，终年５３岁。这一天，距秋瑾牺牲刚满百日。李钟岳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升华“友善之举”，为秋瑾作了一次生命的祭奠。

　　摘自《老年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