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方辉、王琲在《广东社会科学》撰文，以广东２１个地级以上市为例分析了地方政府整体绩效评价中的公众满意度问题。研究结果表明：①满意度调查服务于地方政府整体绩效指数的评价，而非部门及项目绩效评价。②整体上，广东公众满意度评价倾向于正面，但评分偏低，尤其是对政府廉洁性、社会治安、就业机会的评价偏低，趋于负面。③广东２１个地级市以上的满意度差价较大，总体来看，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的城市评价较高，５０个山区县其次。④调查进一步发现，被访者背景对其满意度评价影响较大：男性的评价高于女性，３１～５０岁年龄段的评价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学历愈高，满意度评价也愈高，农民和失业者的评分最低。

　　

　　改革开放的四个特点

　　

　　《经济观察报》近日发表的成思危演讲辞。成思危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改革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进行的。第二个特点，中国的改革是量力而行的。我们的改革并没有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采取非常激进的办法，而是根据我们国家的国力，根据群众可以承受的程度，根据经济的发展量力而行，一步一步地去进行的。第三个特点，我们的改革是循序渐进的。在开始的时候确实没有经验，要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当然也有它不足的地方，就是一脚深一脚浅，有的时候甚至会摔一跤，这都有可能。第四个特点，改革是路径依存的。改革就像下象棋一样，你走第一步的时候，就会影响到你今后的几步，所以如果一步走得不合适，那可能以后的几步就都会受到影响，而且要退回来的话，就像下象棋悔棋，付出的代价更大。

　　

　　社会政策的性别视野

　　

　　王东在《天府新论》撰文指出，社会性别是伴随着妇女运动的发展而产生出来的一个概念。这一概念的出现推动了妇女运动本身的发展，同时也为我们观察社会现象，进行社会分析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社会政策是一把双刃剑，它并不必然地与社会性别平等联系。社会性别缺失条件下的社会政策将男女不平等制度化，强化了原有的社会性别不平等；当社会性别意识纳入社会政策制定的考虑视野中，社会政策公平的价值理念与男女平等价值诉求不谋而合，此种条件下的社会政策将成为改变传统的男女不平等预设，促进男女平等的制度保障。社会性别平等主流化旨在社会政策中注入社会性别意识，发掘社会政策的积极的一面。社会性别在审视社会政策的同时，社会性别视角本身也在发生变化。

　　

　　公平与正义的联系和区别

　　

　　韩跃红在《哲学研究》撰文指出，公平与正义在内涵上有所不同。公平侧重于利益均衡，正义侧重于利益对等；正义有利于鼓励竞争，扬善抑恶，公平则有利于缩小差距，保持平衡；针对个人利益分配应注重正义，而社会宏观调控应注重公平。然而，公平与正义之间的内在联系也是不容忽视的。所谓公正就是公平和正义的合称，或公正可以分解为公平和正义两个方面。公正是现代社会利益分配的理想状态，其中公平和正义缺一不可。正义是公平的基础，没有正义的公平必定沦落为平均主义，而且必定酿成善恶不分、荣辱不辨的社会局面，社会必将陷入混乱和无序。公平是正义基础上的更高追求，并以公正为旨归。正是因为看到了公平和正义之间的这种不可分割的关系，罗尔斯拓展了正义的内涵，在其中加入了社会公平的意蕴，认为社会公平是正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强化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的基层基础

　　

　　刘光磊在《学习时报》撰文指出，要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深入开展平安创建活动，为新时期政法、维稳工作特别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层工作就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首先，要适应新形势，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工作。其次，要明确新要求，发挥基层组织在维护稳定、促进和谐中的重要作用。最后要探索新机制，以科学发展观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在探索新机制，以科学发展观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方面，一是完善基层工作领导机制，实行一把手负总责、党委一名领导班子成员分管。二是创新基层工作推进机制，实行一个平台整合、一体化运作。三是改进基层组织建设机制，扩大综合治理工作的覆盖面。四是强化队伍建设机制，建设高素质基层综合治理队伍。五是健全考核激励机制，形成有利于加强基层基础工作的政策导向。

　　

　　行业协会发展中的矛盾

　　

　　吴传毅在《国家行政学院学报》撰文认为，在市场经济形成和政府职能逐渐转变的过程中，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建设正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但由于目前我国行业协会才开始发展，实践中存在一些自相矛盾的观点或行为倾向，表现为：行业协会既要“政会分离”，又要“政府支持”。其实，“政会分离”和“民间化”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行业协会一方面需要政府“授权”，另一方面政府一些部门又害怕“授权”会缩减政府的有关职能，这表明行业协会发展依旧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