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的股灾

　　１．李鸿章与中华第一股

　　李鸿章对自己的定位是：我是大清朝这座破屋的裱糊匠，处于内忧外患的夹缝里，不能挽大厦于将倾。

　　“裱糊匠”的比喻道出了他的无奈与自责。

　　李鸿章所倡导并尽力推行的洋务运动，尽管其思想核心仍是为清政府服务，但从实际效果上讲是对外国殖民侵略和世界现代化浪潮冲击的积极回应，也是近代中西文化冲撞和交融的产物。

　　在我们关心的经济领域，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由李鸿章亲自督办的就占了三个，后来又组建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并且率先倡导在中国修建铁路。

　　其中最能代表李鸿章成就的是留存至今的两个近代企业，江南制造局和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局任命中国人为领导，聘请外国技师，主要任务是模仿生产西方的船只兵器，所以受国外的影响更大。

　　轮船招商局作为民用的服务企业，则是纯粹的华人企业，它的章程里特别规定，不接受外国资本，采取洋为中用的股份制形式，组织结构上更先进。这种模式，包括一些具体组织生产的方式，一直为后来的民族工业所袭用。

　　从细节和局部上看，李鸿章采取的措施是先进的。李鸿章的是非功过，我们这里不作探讨，但作为一个从小饱读四书五经、在“君子耻于言财”的封建传统环境中成长的政治官僚，能大胆引入股票这一现代金融工具，比起１９９３年股票在中国登陆后，一些视之为洪水猛兽的经济学家们不知高明了多少。

　　１８７２年，同治皇帝批准李鸿章的奏折，正式同意成立招商局。

　　奏折是批了，头疼的事还在后面，因为老佛爷“准奏”后面还有一句话，“朝廷手头上也紧，你自个儿想法子去吧。”

　　这叫政策照给，资金自筹。

　　当晚李鸿章找来造船界巨子朱共昂，即后来的招商局董事长，商量如何解决资金问题。两人先按官场习惯相互兜圈子，尽量摸清对方态度，最后不约而同提到一个人：容闳。容闳是清政府首批官费留学生，著有《西学东渐记》，他计划以股份制形式创办造船厂，并拟列《联设新轮船公司章程》，这是中国最早模仿西方股份制筹组股份公司的设想，章程报到总理衙门后由于多方掣肘未能通过，但给李鸿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着这份章程两人反复酝酿并形成一致意见：按此法进行。

　　于是，轮船招商局成为近代中国第一家发行股票面向社会筹集资本兴办的新型股份制企业，号称“中华第一股”。

　　２．昙花一现的大清牛市

　　招商局的原始股每股为１００两白银，为了更直观地看出股价，不妨将它换算成人民币，我们根据白银与黄金的兑换比例，结合粮食价格和不同时期的人员工资，计算结果大致是１两白银值人民币６０元。

　　也就是说它的股价是每股６０００元！不愧是泱泱大国第一股，时至今日，中国Ａ股市场股价最高的中国船舶不过２００多元。

　　更惊人的是，到了１８８２年，它被炒到每股２６５两白银，折合人民币１５９００元！

　　这么高的股价也有人敢买，说明在炒股的问题上，古人与现代人同样疯狂。

　　１８７６年轮船招商局重新改组后，在清政府贷款支持下，以２２２万两银子整体收购了气焰嚣张的美国旗昌轮船公司，轮船数一下达到三十余艘，成为当时在华轮船公司中单家轮船数和吨位数都居第一位的轮船公司。

　　受它的影响，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初掀起了一股兴办股份制企业的高潮，并催生了中国第一家带有证券交易所雏形的股票公司——上海股票平准公司。

　　股票这个新名词在很短的时间就被人们广为接受，购买股票颇为踊跃。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等企业，有朝廷大员支持，不愁资金，不愁销路，属于国企绩优蓝筹股，格外受到青睐，每股都增长两三倍之多，其他资源类股票如湖北长乐、鹤峰等铜矿股也增长了一倍半左右。

　　大清臣子们的想法或许与今天的人们一样，认为炒股就能赚钱，因此只要有新股发行，哪怕是些中小企业，也一哄而上竞相争购。

　　风险正慢慢积聚，一是不少发行股票的中小企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前景难以预料；二是许多股民和现在一样，并非只用自己的积蓄炒股，因为有把握赚到钱，自然放心大胆地借钱，有的向亲戚朋友借，有的向同僚借，还有的大户干脆向外国银行和钱庄借——这已经相当于现在的融资拆借，然后抢购股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