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前３５年深受无钱之苦的缘故，我一直以为与节流相比，开源是更重要的。所以只要有利于开源，必要的投入应毫不犹豫，冒些风险也值得。

  １９８６年秋我从安徽乘火车回上海。按规定，副教授只能报销硬座车票，上车后，我自费补了十来元的差价，坐进了软席车厢。同行者不理解，觉得硬席车也有座，何必多花这钱？我有自己的算法：那时的软席车很空，完全可以占着一张小桌，我随身带着待标点的古籍复印件，每千字的稿费约３元。车到上海，我已点完五六千字，所得远超过所付，而且能及时完成，何乐而不为？所以，只要发现有利于改善工作条件的设备，我总是尽早购买。１９８６年夏天买摄像机；１９８７在房间里装窗式空调；１９９０年买台式电脑；１９９１年买笔记本电脑；１９９２年买手提摄像机；１９９７年买数码照相机；１９９８年买第二台笔记本电脑和掌式摄像机；２０００年买第二架数码照相机、第一个数码录音机；２００１年买第三台笔记本电脑；百分之百自费。钱花了不少，但除了摄像机只供个人收集资料外，其他设备都产生了很大的效益。这些新、轻、精的设备，随着我走遍七大洲，无论在飞机、火车、轮船，旅途、旅馆、会场、野外、家居，我都能随时运用。像今年在非洲期间，几乎每天在路上，但我用笔记本电脑写的文章，用数码相机拍的照片，都能及时发回国内，在网络和媒体发表。我的第二架数码相机是专为南极之行买的，用它拍摄的南极照片广泛发表于报纸杂志和画册，也用于我自己的书中。所以我以为这样的投入是值得的，比一味节流效益要高得多。

  在财力允许的范围内，应该适度并且积极地消费。钱存在银行、留在家中，或一味追求保值，至多只能产生精神上的满足，只有通过消费才能既改善物质生活，也满足精神需求，还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于公于私都有利。

  １９８５年到美国后，我感到有汽车很方便。向留学生了解一下，觉得完全有财力购买和使用，而且我的使用率比别人高。于是马上学车、考驶照、买二手车。那时买车的都是年轻的留学生，没有我这样４０岁的访问学者；他们买的都是几百美元的旧车，上千美元的也不多，而我买了一辆１８００美元的。不少朋友不理解，或者以为我准备长期留下去了。我告诉他们：正因为岁数大了，今后全家一起到国外来的机会不多，更值得享受一番。车买得好些，是为了明年回国前能卖个不错的价钱。第二年一开春，我一家用这辆车游了纽约、华盛顿、尼亚加拉瀑布等地，还在加拿大玩了一个星期，周末几乎走遍了波士顿附近，有时还带上其他朋友。有了车，参加各种活动、看书、访友方便多了。周末购物也不再限于中国城，只要在报上看到便宜物的广告，一下子就到了，太太经常能用减价券换到日常品。这辆车我一直用到回国的前一天，按预先协议转让给一位朋友，卖了１２００美元。要是我贪便宜买几百元的车，不仅不敢跑长路，去不了加拿大，临走时也未必卖得掉，还得花一笔钱处理。

  １９８７年我分到了一套两房独用公寓，在卧室装了窗式空调。当时整个复旦大学宿舍区，除了学校的小招待所外，还没有一家装空调。安装手续也很麻烦，先得向供电局交申请报告，花１００元换电表，接专用线路的人工和材料费另付，还得按每月１２元标准交４个月共４８元的“超量使用费”，外加这台空调每天耗电约１０度。不少人问我怎么舍得花这些钱，或者打听究竟要用多少电，合算吗？我的算法却是：空调是回国时带来的，钱已支付，不用也是浪费。一次性的安装费虽不少，还付得起。每月开支增加一百多，但每年最多用三个月，一家人舒舒服服度夏还是值得的。何况以往盛夏夜晚上根本做不了事，现在照样能写文章，提高了工作效率。

  摘自《书摘》

  葛剑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