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献房屋、汽车和稿费

1928年，宋蔼龄出资在庐山兴建一幢别墅，赠送给大妹宋庆龄，供她来山休息之用。宋庆龄在解放前曾三上庐山，都是住在这幢别墅里。1953年7月，她到江西视察工作，特地来到阔别18年的庐山旧居——河西路51A号私墅，看了后，满意地说：“我这幢房子保护得很好。现决定从今天起，将此房交给国家，由庐山管理局统管。”翌日又叫秘书向管理局补缴了从1949年至1953年的房地产税，并补发了看房工人的工资。

接着，宋庆龄又在省、地为她举行的茶会上表示：“登山公路通车了，庐山管理局没有小车，我这次带来的一部黑色福特小轿车，也赠送给管理局使用，作为我在建国后首次来山留下的纪念。”宋庆龄以极大的热情主持中国救济总会，将历年稿费的大部分收入，捐献给妇女和儿童慈善事业，自己全靠工资生活。她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愿将私宅、私车捐为公有，做一个彻底的无产者。因为我有工资生活，其余钱交给救济总会使用，也能了却我的一桩心愿。”

享受“皇家”待遇，心不安

建国后，宋庆龄因生活、工作需要，常在上海、北京两地往来，而她是国家副主席，故在北京的时间较多。最初她的北京寓所是在道路狭窄、环境嘈杂的方巾巷，中央准备为她新建住宅，她婉言谢绝，说：“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需要很多钱，我不能占用国家资金。”后来国务院于1960年安排她迁入西河沿居所，那里虽然环境好些，但房子潮湿，导致她的关节炎经常发作。

鉴于此，尽管国家处于三年困难时期，中央领导仍研究决定，破例为她新建一所住宅，并委托王光美将新宅设计图纸寄去上海征求她的意见。宋庆龄接信后，依然坚持不建新房，回信说：“我不打算再迁新址了，为了我个人的住所而增加国家开支，这将使我感到非常不安。”

宋庆龄多次不同意建新宅，但中央考虑到她是古稀老人了，必须为她晚年着想，因此决定安排一所较幽静的花园式住宅给她。1961年周恩来亲自主持在荒芜的旧王府，为她新建了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寓所。当年宋庆龄就乔迁新居，在这里欢庆了她的七十大寿。周恩来日理万机，还如此关心她，使她非常感动。

然而尽管已搬进了新居，她的内心还是常常不安。1966年她给美国朋友格兰尼奇写信，回答是否迁入新址时，吐露了这样的心绪：“是的，我住在旧日醇亲王府花园里，溥仪就是在此出生。我确实在享受‘皇家’的待遇，但我并不快乐，因为还有许多比我更有价值的人，现在仍住在简陋的小屋里。”宋庆龄在这寓所度过了她生命中最后的20年。

贴心保姆，平等相待

早在1931年，19岁的广东中山县的女子李燕娥，因不幸婚姻离异后来到宋庆龄身边做保姆，一干就是50年。她比宋小19岁，一直忠心、精心照管宋庆龄的生活及家庭。建国后又竭尽全力照看宋庆龄在上海的寓所和孙中山留下的遗物，宋庆龄称赞她是“不拿枪的警卫员”。

宋庆龄把李燕娥当作自己的亲人，同桌吃饭，唤她“李姐”，每次回上海，总是买些火腿、腊肠之类的食品带给她吃。1972年李燕娥60岁生日，宋庆龄托人买了一只熟的大油母鸡及8斤苹果、2斤香蕉给她，向她表示祝贺。

1979年李燕娥患了子宫癌。宋庆龄万分焦急，亲自把她接到北京医疗，不但为她请最好的专家诊治，还抽时间陪她聊天，以减轻她的痛苦。在治疗过程中，还设法买些新鲜蔬菜、豆类和肉、鸡等食品，让她增加营养。她在给爱泼斯坦写的信里流露了极度忧伤的感情：“近日来我为李姐患的可怕疾病，而极感心烦意乱。她不仅是我的助手，更胜过我的亲人。”但是李燕娥的癌病已经到了晚期，最后还是去世了。李燕娥的骨灰送往上海启程前，宋庆龄捧着骨灰盒，不停地用手抚摸，用脸亲吻，伤心的泪水夺眶而出。

临终前迫切要求入党

宋庆龄曾３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年5月14日晚，宋庆龄因冠心病及慢性淋巴细菌性白血病病况继续恶化，体温高达40多度。15日早晨体温下降、神志清醒的宋庆龄，向前来看望她的彭真、邓颖超、王光美等人第三次提出了入党要求，并将要求接连重复了三次，声音虽微弱，但听得十分清晰，完全可以看出她非常渴望在临终前正式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面对此情此景，彭真等人深为感动。彭真立即于当天上午10点半，把宋的要求转报给了时任党中央主席的胡耀邦，胡又迅速转告了邓小平等政治局委员。于是政治局在下午召开紧急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接受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的决定”，并建议人大常委会委任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

5月29日，宋庆龄病情恶化，抢救无效，于20时18分在她的住所溘然长逝，终年90岁。

摘自《广州文摘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