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接受采访时声称“老上访专业户，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孙东东近来被公共舆论推上风口浪尖。前天，孙东东在网上发表致歉声明，表示“因为自己语言表述不当而引起一些争议和误解，深表遗憾”；并表示“如果因这些内容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在此我诚恳地向他们致以深深的歉意。”(昨日《京华时报》)

对于这个迟来的道歉，诸多网民似乎仍有些“不依不饶”。尽管孙声称自己“绝对没有歧视上访人员的思想和言论”，但相关网络调查显示，仍有近90%的被调查者认为其言论“歧视了上访人员”，而且不接受其道歉者也近八成。

当然，从措辞上说，这封道歉信也不是没有可商榷之处。但许多人不接受道歉并非只是针对孙东东离谱的“专业发言”，更在于他教授之外的其他身份——卫生部专家委员、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主要从事精神病学方面的司法鉴定，每年要给不少死刑犯人做司法精神病的鉴定。

而具体到“专业发言”，孙东东的不合格是显而易见的。

其一，“99%以上”的判断从何而来。比如，孙是通过什么渠道获得全国所有老上访者的相关数据，得出相关结论时哪些权威人士参与或在场，等等。有几分证据讲几分话，这是学者最基本的学术道德，这显然仅仅道歉是不够的。

其二，“进行强制治疗才是对他们的人权的最大保障”的逻辑问题。孙将“99%的老上访者”定义为“偏执型精神障碍患者”，需要强制收治，并一口咬定，“他反映的问题实际上都解决了，甚至根本就没有问题”，而是因为他们是精神病患者才上访。在此且不问其数据来源，一方面，需要明确的是，偏执在精神鉴定中如何科学定义，所有坚持真理的人是不是也要列入精神病范畴；另一方面，一个人虽然“偏执”但对社会没有破坏性的时候，他们是否有权拒绝孙东东所谓的“强制送进精神病院”？

众所周知，信访本是中国公民的宪法权利。国家信访局、公安部信访办此前也坦承：上访群体80%都是农民，绝大多数都是社会最底层，大多数上访群众最初的诉求都是有道理的。只是因为有时上访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才出现了多次上访、多人上访，甚至出现“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怪现象。

从学理上说，“偏执型精神障碍患者”的集中表现主要是对他人普遍的不信任和猜疑，甚至把他者的动机解释为恶意。倘使在一些老上访者身上出现这种病征，其症结显然在于他们曾经被某种绝望或者“连环失信”所击倒，此时政府所要做的是恢复他们的信心。在某种意义上说，只要他们反映的问题能够被守信、妥善地解决，“不信任”自然会风吹云散。

一位专家可以向媒体发表如此不严谨的表态，人们自然有理由怀疑其基本职业素养以及专家建言的价值；面对公众媒体能否如此信口开河，在影响决策的会议或者具体的司法精神病鉴定过程中，是否会犯同样错误？显然，孙东东的“精神病门”所涉及的不是专家是否享有言论自由的问题，而是权力与某些专家组合时的信用问题。

事实上，如有评论者所指出的，早在2008年9月份，孙东东便以卫生部专家调查组成员和法学教授身份，就三鹿事件答记者问，大包大揽地说“奶粉保险”、“企业主动”、“政府处理没有疏漏”。然而，三鹿事件的水落石出证伪了孙东东的言辞。透过这两番言论，让人对身兼多个要职的孙东东教授能否在工作中秉持公正立场，充满了担忧。 熊少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