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任免官员缘由

体现民主权利回归

20日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的修改成为此次会议的一个焦点。一直以来，在罢免相关官员时，人大一般都不对公众说明具体理由，此次修改，则有望增加一条新规定：罢免案需要提供罢免人选的基本情况和理由。(4月21日《南方都市报》)

在此之前，人大的议事规则规定：“对任命案，提请任命的机关应当介绍被任命人员的基本情况；必要的时候，有关负责人应当到会回答询问。”而在此之后，随着新议事规则的通过，罢免案也需要提供罢免人选的基本情况和理由。

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甚至可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仅以其中的“阳光”意义而言，透明自然方便监督，有监督的权力，才会是可制约的权力，才不会轻易偏离正义轨道。

不妨回过头去看看。仅以近些年舆论关注焦点最为集中的问题官员复出为例。问题官员的复出，首先指向的是官员问责制。简单一点的理解，就是官员对自己任上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然后据此作为职务变迁的依据。那么，官员任免信息的完整透露，就是体现政府权威，给公众以信心或安慰的有效途径。可惜的是，问题官员任免的详细信息，几乎一直远离公众。

这也就是把公布罢免案相关信息视为“一个不小的进步”的原因，在问题官员被问责之后，其被罢免的信息公之于众，再复出而被任命时，其行昭昭，换个马甲东山再起，就不那么容易了。自然，这对那些因年龄、健康等正常原因离岗者，也就避免了被猜疑的污名无端指责的可能。

当然，对问题官员复出起着预警作用，只是罢免案相关信息的公布的效用之一。不过，仅从这个问题上来看，我们就不难发现，任免信息的较为详细的公布，对政府信息公开，监督力量的有效进入，从而促进政治清明和健康发展，有着莫大的推动作用。所以，公众对此类信息公布的期待是这样的：不论是任命中的民意寄托，还是罢免中的民怨纾解，不但公布，而且还要较为详细的公布。

但是，即使罢免信息公开的议事规则能通过，任免信息公开作为文本，还需要补充一些事前进入或事后执行的力量条件。以任命官员为例：一个候选人如果要在选举中赢得人大代表的多数支持，他就会毫无保留地给出“只有自己才胜任这个职位”的理由，任命案中相关的详细情况，已经无需被动公开了。所以，基于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用详尽的理由说服公众认同和接受政府的某个任免，还需要人民代表大会从制度上保证。即任免理由不是生硬的嵌进人大议事规则里的。这就要求人大在任免问题上要从职能上进行严格的、实质性的把关，完全行使自己的权利，包括否决权。否则，对任免信息公开的监督，在实质上就难免沦为一种形式。

如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然施行，在“任免案应当附有拟任免人选的基本情况和任免理由”等信息公开方面，人大常委会更有理由完全行使职权，而且，作为保障有效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立法和监督权的方式，各级人大常委会也应完善自己的“议事规则”，保证任免信息的充分公开。 行 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