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饱喝足回来的路上,男生们开始嘀咕。
“要不还是告诉她吧——人家要是自己发现就不好了。”有人提议。
我们打算告诉她,可一上来没敢说真话,先绕圈子。
“你丢了东西没有?”其中一人问。
“没有啊。”她说。
“肯定?”
“我看看吧……”她开始检查自己的包,“没有,东西都在。”
她很诚实,连父母给她留了一些银元的事儿也说了。
我们开始慌了。“天哪,那是谁的呢?”突然其中有位男生想到了什么。“但愿不是我们那位小气鬼儿的吧?”他呻吟道。
队里有一位同学吝啬是出了名的。结果还正是他丢的银元,我们的担心成了真。可不告诉他也不行。
“怎么办呢?”其中一位男生说。
“没别的辙,还他呗!”我说。
“可谁有钱呢?”另一位男生说。
我知道没有其他办法,只有自告奋勇。
“我爸走的时候,也给我留了几块现大洋。”我说。
那是吹牛。他留给我的其实是只金表。我记得那牌子是“爱尔金”。我和另一位男生去了一家钟表店,问店主他能出多少钱。人家兴趣索然,因为当时时局还很不稳定,人民解放军刚进北京,开国大典还没在天安门举行,那要等到10月份。同学劝我不要以这么低的价钱卖出去,可我没别的办法。
我还是卖掉了我父亲的表,因为我不想给我未来的妻子留下坏印象。
吴世良直到我们快结婚时才听说有关这块银元的故事。她认为我把父亲去台湾时留给我的唯一信物卖掉很不明智。当然,我并不知道我再也见不到他。
3月,我们在北京城里各个大学巡回演出约一个月后,被告知可以回家了。新政协正在起草新的宪法,新的共和国就要成立。
几个星期和同学们在一起无拘无束的这段时间里,吴世良和我的关系也超出了一般的友谊。可眼下我们却面临着分离,因为她必须去天津和她父母团聚。她上清华后,她父母一直希望回南方,她家在杭州、苏州、昆山都有房,唯独不能回上海,因为那样会招致当局的迫害。
他们天津坐困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流放。
我送吴世良到火车站,买了一张站台票和她一起进站。我们在月台上无语良久,就在她要上车离去的最后一刻,我突然说:“我和你一起去!”
“什么?什么?”她问,又惊又喜。“可你没票啊!”
“上车再补也一样。”我说。
我和她一起上了火车,我什么也没带,可我什么也不需要。火车上十分拥挤,极不舒适。当时人们流离失所,前途未卜,谣言四起,有人说大军正从这边开来,又有人说正相反。天津虽已解放,可形势依然紧张,因为那里真枪实弹打了仗,不像北京,是和平解放的。
吴世良和我在天津下火车时,几辆人力车扑上来抢我们这笔生意。拉我们的两位车夫半路讹钱,最后闹到招警了事。最后我们到了跑马场的开滦矿务局。吴世良的父亲被聘任矿务局的顾问。矿务局原本属英国人,业已为中国人接管。他在那里等我们,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很喜欢这位老先生,虽然他说话的口音很重我简直一句没懂。
我和吴世良的家人同处两晚,然后就去访朋问友。吴世良和我还没有明确地谈婚论嫁,可去天津的路上,我们已经心照不宣。我没有正式向她求婚,可双方都认为是顺理成章的事。
我们还得完成最后一年的学业,我打算一毕业就结婚。我为什么这么性急呢?因为很多大学生和知识分子都参加革命去了延安,大多数人一直是单身。现在革命胜利了,干部进城了,他们之中有不少人成了令人羡慕的领导,很多这样幸运的单身汉开始物色漂亮聪明的姑娘做伴侣。这路事儿我见多了。当时大学毕业生可是稀罕物儿,女大学生就更抢手。这也是颇为自然的事,因为他们为革命事业奉献了青春嘛。
吴世良又是这样一位特别出色的女生。凡是认识她的人,包括她的同学,都非常敬慕她的才华,她在班里总拿第一。可她又像典型的东方娴淑女性那样,从不炫耀自己的知识和特权。
她从抗战期间南京沦陷时开始学外语。当时国民政府迁都到了重庆,她也随政府机关去了重庆,因为她父亲当时是上海交大的校长。我们两家都和学术界关系密切,所以,我入了娱乐界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低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