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饱喝足回来的路上，男生们开始嘀咕。

“要不还是告诉她吧——人家要是自己发现就不好了。”有人提议。

我们打算告诉她，可一上来没敢说真话，先绕圈子。

“你丢了东西没有？”其中一人问。

“没有啊。”她说。

“肯定？”

“我看看吧……”她开始检查自己的包，“没有，东西都在。”

她很诚实，连父母给她留了一些银元的事儿也说了。

我们开始慌了。“天哪，那是谁的呢？”突然其中有位男生想到了什么。“但愿不是我们那位小气鬼儿的吧？”他呻吟道。

队里有一位同学吝啬是出了名的。结果还正是他丢的银元，我们的担心成了真。可不告诉他也不行。

“怎么办呢？”其中一位男生说。

“没别的辙，还他呗！”我说。

“可谁有钱呢？”另一位男生说。

我知道没有其他办法，只有自告奋勇。

“我爸走的时候，也给我留了几块现大洋。”我说。

那是吹牛。他留给我的其实是只金表。我记得那牌子是“爱尔金”。我和另一位男生去了一家钟表店，问店主他能出多少钱。人家兴趣索然，因为当时时局还很不稳定，人民解放军刚进北京，开国大典还没在天安门举行，那要等到10月份。同学劝我不要以这么低的价钱卖出去，可我没别的办法。

我还是卖掉了我父亲的表，因为我不想给我未来的妻子留下坏印象。

吴世良直到我们快结婚时才听说有关这块银元的故事。她认为我把父亲去台湾时留给我的唯一信物卖掉很不明智。当然，我并不知道我再也见不到他。

3月，我们在北京城里各个大学巡回演出约一个月后，被告知可以回家了。新政协正在起草新的宪法，新的共和国就要成立。

几个星期和同学们在一起无拘无束的这段时间里，吴世良和我的关系也超出了一般的友谊。可眼下我们却面临着分离，因为她必须去天津和她父母团聚。她上清华后，她父母一直希望回南方，她家在杭州、苏州、昆山都有房，唯独不能回上海，因为那样会招致当局的迫害。

他们天津坐困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流放。

我送吴世良到火车站，买了一张站台票和她一起进站。我们在月台上无语良久，就在她要上车离去的最后一刻，我突然说：“我和你一起去！”

“什么？什么？”她问，又惊又喜。“可你没票啊！”

“上车再补也一样。”我说。

我和她一起上了火车，我什么也没带，可我什么也不需要。火车上十分拥挤，极不舒适。当时人们流离失所，前途未卜，谣言四起，有人说大军正从这边开来，又有人说正相反。天津虽已解放，可形势依然紧张，因为那里真枪实弹打了仗，不像北京，是和平解放的。

吴世良和我在天津下火车时，几辆人力车扑上来抢我们这笔生意。拉我们的两位车夫半路讹钱，最后闹到招警了事。最后我们到了跑马场的开滦矿务局。吴世良的父亲被聘任矿务局的顾问。矿务局原本属英国人，业已为中国人接管。他在那里等我们，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很喜欢这位老先生，虽然他说话的口音很重我简直一句没懂。

我和吴世良的家人同处两晚，然后就去访朋问友。吴世良和我还没有明确地谈婚论嫁，可去天津的路上，我们已经心照不宣。我没有正式向她求婚，可双方都认为是顺理成章的事。

我们还得完成最后一年的学业，我打算一毕业就结婚。我为什么这么性急呢？因为很多大学生和知识分子都参加革命去了延安，大多数人一直是单身。现在革命胜利了，干部进城了，他们之中有不少人成了令人羡慕的领导，很多这样幸运的单身汉开始物色漂亮聪明的姑娘做伴侣。这路事儿我见多了。当时大学毕业生可是稀罕物儿，女大学生就更抢手。这也是颇为自然的事，因为他们为革命事业奉献了青春嘛。

吴世良又是这样一位特别出色的女生。凡是认识她的人，包括她的同学，都非常敬慕她的才华，她在班里总拿第一。可她又像典型的东方娴淑女性那样，从不炫耀自己的知识和特权。

她从抗战期间南京沦陷时开始学外语。当时国民政府迁都到了重庆，她也随政府机关去了重庆，因为她父亲当时是上海交大的校长。我们两家都和学术界关系密切，所以，我入了娱乐界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低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