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大声说话，相互开玩笑，一定要把气氛烘托起来才叫热闹。我们有时一起去打保龄球，去游泳，去打乒乓球或一起去远足。有时大家一起去散步，闹得过路的德国人都以为这些人喝醉了。德国人散步都是一本正经，快步前进，很少交谈，而这些中国人边走边大声聊天，进两步，退一步，慢慢腾腾的，还指手画脚地讥笑德国人不是在散步，而是在行军。

更加令我奇怪的是，中国人约在一起见面，很少是喝啤酒、葡萄酒或咖啡，总是一起吃饭。如果不是谁请客，就是每人自带一两个菜，好像家家户户都有大厨师，谁都会两手。更有意思是，不管在学生宿舍厨房或是某人家里，只要有中国人做饭，香味就会飘散到每个人的鼻子里。他们见面的时间常常很早，下午四五点就开始了，聊起来就没完，但是他们不会像德国人那么会熬夜，最晚十一点就散了。

另一个特点是他们在一起聚会，不管自己的孩子有多大，哪怕是一两岁，总要带在身边，不像我们德国人，外出参加活动，家里总要雇一个babysitter（看孩子的）来照顾。

吃饭永远是他们聚会主要内容，这对我来说是很新鲜的，因为我对吃总是有一种逆反心理，一听母亲说要吃饭，我就神经质地抵触不已。那种典型的德国烹调艺术，就是把蔬菜放在水里煮，把肉大块地放在油锅里煎，这使我一见就反感。我从小就不爱吃饭，我母亲老是责怪我体重太轻，常爱得病，说就是因为吃得太少。

有一次，我的姐姐和姐夫请我到一个中国餐厅去吃饭，那时候中国餐厅很少，我点了一盘猪肉，我姐姐点一盘牛肉，姐夫则要了鸭子。菜上来以后，都是一个颜色，黑乎乎的一片。肉切成小块，放了好多酱油。我们德国人都是自己吃自己碟子里的东西，我费了很大力气才把碟子里的肉吃完，胃觉得很不舒服。离开饭店，我发誓再也不吃中国饭了。

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在我第一次访问愚谦的学生宿舍，他就给我做了一顿中国饭。我看他在厨房里非常安静地洗菜，把肉切成一条条的肉丝，然后煮米饭，放油炒菜，我看得都愣住了。他那种做饭时的自信使我印象很深。饭做完了，在我眼前出现了三个碟子，碟子里的颜色，配合得让你眼睛很舒服。第一个是红黄组合的番茄炒鸡蛋，鸡蛋是金黄金黄的，番茄也红得可爱；第二个是洋葱炒牛肉，还加上一些红绿青椒；第三个是碧绿碧绿的洋菜花。愚谦给我用碗盛了不加任何佐料的白米饭，这对我已经很新鲜了，我在家很少吃米饭，没想到白米饭上加炒菜，会那么香甜。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用筷子吃饭，过程中我笑得前仰后合。这一辈子，我还从来没有一顿吃这么多过。

从那天开始，我由一个厌食者逐渐变成了后来的美食家。我从不会做菜变成了一个只会烧中国菜的“烹调大师”——这是德国朋友给我的美誉，菜式全是从中国人那里学来的，先是从愚谦，后来陆续从其他中国家庭。我很快感觉到，由于我在进食上有了根本的改变，我的身体也很快接受了这些营养。

我的父母一听说我爱上了一个外国人，还是一个从“赤色中国”来的。他是不是共产党？大概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共产党。我的父母很不喜欢共产党，因为二战以后，苏联把他们从家乡西里西亚赶出来。

这个中国人为什么会到德国来？他的家庭是干什么的？一个过了三十岁的人为什么还要到大学去读书？一系列的问题向我袭来。我只好用沉默来回答他们。如果我把真实情况告诉他们，比如他已经结过婚，还有一个儿子，那还了得。

我是一个很简单的人，简单得就像一张白纸。我喜欢他，就是喜欢他，我从来不问他的过去，也不想知道。自从认识愚谦以后，我发现，他很不愿意谈他的过去，每谈起他在中国时的生活，他那明快的眼睛立即黯淡下来。他常说：“忘了它吧！何必触痛自己的伤口呢！”

可是，和愚谦逐渐混熟了，当他心境特别好的时候，就自愿地和我谈到他的过去。一个年纪还那么年轻的人就有如此复杂的经历，这对我来说简直不可想象。

愚谦的青少年时代是在上海度过的。他的家则来自北京通县，中国人把它称作原籍，他是在广州岭南大学，现在的中山大学教职员工宿舍出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