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迪谦这样的学者，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找到。喜欢钻研学问，与世无争。许多西方文学里爱把这样的学者形容成不爱修边幅的糟老头，英文还有一个说法叫absent-minded professor（心不在焉的教授）。在1949年前的北京，他在有名的美国基督教会办的燕京大学学新闻学。几个老师是美国来的，用英文授课，因此他的英文掌握得很好。

他这一生最爱的就是读书，尤其是中西的古典文学、哲学。迪谦是个理想主义者，追求自由，在大学生时代，他参加过学生运动，反对国民政府的贪污腐败。他对那些参加地下革命工作的进步学生很钦佩，因为他们都积极而聪明。1949年以后，共产党夺取了政权，他正好修完了大学学业，当然很希望到个大报社去工作，但是他被当时的政治教育所说服，一定要听党的话，虽然他当时还不是党员。大学把他分配到一个很小的建筑工地上去做领导工作。在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鼓舞下，他百分之一百地服从分配，愿意走向基层去改造自己的人生观。他爱上了这门工作。1954年，他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入党以后开始变得极端起来，现在想想都觉得有点可笑。”迪谦轻轻地说，“我把在家庭和大学里所受的教育全都否定了，也开始认为，那些都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西方的文学，西方的音乐我都拒绝再去接触它们，现在回想起来都太天真了。我现在又开始听西方的古典音乐，什么舒伯特、舒曼、贝多芬、莫扎特啊，觉得很悦耳。实际上我应该属于一个浪漫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

“迪谦永远只想到别人好的方面，对别人很宽容。对自己要求得很严，这和我们母亲的教育有关。”愚谦向我解释说。“不过，办这样的杂志有什么意思啊！宣传喉舌，没有自己的观点。”愚谦又开始责备起来，“你应该寻找更有意思的工作。”

迪谦举起了手往下压了压愚谦的锐气，摆摆手说：“办这样的杂志，也是党的需要。我觉得很有意思。”他不希望别人为了这个事情替他发愁。

母亲的骨灰

我早就从愚谦口中不断地听说，他有一个姐姐关敏谦，是个女强人，英文说得一流，是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的高材生。她为人正直忠诚，疾恶如仇。以前她是个百分之百的虔诚基督徒，饭前还要祷告。1948年她秘密参加共产党以后又是个绝对忠实的共产主义战士。只要是党的决定，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她经常代表中国妇联只身出国参加国际会议，绝对不会利用机会搞私人旅行。她在联合国妇女委员会工作期间，拿到的联合国生活补贴费，分文不取，全数交公。

愚谦姐姐敏谦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大院里，我们每次来到那里，愚谦总要批评几句：“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财产、公用的地方，脏成这样子也没人打扫。”听他这句话，我经常发笑。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病，无论我们在莫斯科、布拉格、布加勒斯特，只要是社会主义大楼，属于国家的房子，公共场地永远是没人管的。

敏谦是和儿子小锋、媳妇范冰合住的。这对新夫妇刚结婚，在公寓的门上还贴着红色的双喜字。进了门，就是一个很小的走道，走道左右是两间卧室，走道南边是厨房和卫生间。敏谦的房间既是她的卧室，也是餐厅。今天小锋的情绪特别高涨，他在各个房间里跑来跑去，一会儿端茶，一会儿端小点心，忙个不停。

“外国朋友访问我们的小茅屋，这太荣幸了，这可是个大事啊！明天所有的邻居都会知道的。”

他的新婚妻子范冰坐在敏谦的床沿上看着我们笑，好像在欣赏电视里的一个喜剧片。屋子里的暖气烧得热不可耐。

“能不能把暖气关小点？”我问。

“不行。”小锋说，“要么就是开，要么就是关。”

我脱下厚毛衣，露出短袖的T恤衫，喘了一口气。

敏谦立刻警告我说：“小心点，你会感冒的，你看我穿多少东西？”在她的缎子棉袄里还有一件毛衣和衬衫，为了使缎子棉袄不那么快脏，在外面又套上了件棉夹克。“我们在这儿穿衣服就像是包蒜头似的，不管有多冷或多热，一定要包得严严实实的。目的是为了在冷热不均的时候不要感冒。”

“那好吧。”我说，然后把毛衣披在肩上。敏谦显得要比她实际年龄要年轻，说话铿锵有力。只是多年来患有失眠症，经常服用安眠药，这都是文化大革命时落下的病根。当她在五七干校隔离审查时，人们怕她自杀，就在她睡觉的地方点着明晃晃的灯，并一直派人看守她，这使她彻夜难眠。在敏谦屋子里的书桌上，支着两个相框，一张是她妈妈的照片，一张是她的大儿子朱铁的，愚谦拿起了她儿子的照片问：“他现在该多大年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