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捉刀是苦恼的。”“我如嫁人的女子，难违夫子。”陈布雷也多次向翁泽永诉说过内心的苦衷。有几次为蒋介石撰写文稿，被蒋介石删改得面目全非。清清爽爽的一份文稿，弄成像东一堆、西一块的三色拼盘，还要陈布雷作第二次第三次修改……“不能用我的笔达我所言”，这是陈布雷最大的苦恼。21岁即为孙中山文稿翻译的陈布雷，对于上海棋盘街那段报人生活，一直难以忘怀。对于在宁波西门效实中学那一段育人子弟的教书生涯也有余恋。他有一次对翁泽永说：“啊，倘若让我重返报界那该多好！”可是才思横溢的幕僚长，下笔如神的“文胆”，是蒋介石不可须臾离开的人物。他了解的机密也太多了，他已不能自拔了。

可厌的文笔事务和尖锐的内心烦躁，把陈布雷折磨得心力交瘁，忧愤不堪。他觉得只有隐逸才是惟一的出路。陈布雷刚到南京，房子还未找到，临时住的房子太小，又被人赶来赶去，夫人王允默只好住在上海。每两三个月，陈布雷赴沪一次。周六午后搭车去沪，周一返京，携一副官同行。两人车费，不报公账，后来通货膨胀，钞票贬值，车费狂涨，陈布雷只好一个人去，不带副官，以节省开支。他在上海寓所对王允默说：“宋代的臣子老了，可以退休，到那青山绿水的去处领一座寺院，颐养晚年。夫人，我颇想到杭州置买一块田地，不管价钱多高，为我退隐先作一点实际准备。”

他动用了自己多年的积蓄，在杭州九溪十八涧买了一块田地。但是，这里不曾作过他的退隐之处，却是作了他最后的归宿之所。

国运日下，使陈布雷心灰意冷

陈布雷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一直拖着病体为主人卖命，直到不能再拖的时候，才短期乞假。蒋介石也是准许陈布雷休养的，1947年7月，他又准陈布雷上庐山休养。陈带了夫人王允默上山过了一周。

王允默陪丈夫在庐山一起散步，陈布雷有时突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我一生淡泊，与世无争，惟思报答领袖知遇之恩耳。”陈布雷的声音只有王允默听得出来。“惟生性不喜从政，常怀山林庙廊隐逸之思，恐此生难得此机会矣！”言下不胜凄然，又说：“先妣谢世之日，年39；先考见背，则49。我今年59，较先人之寿已长矣！”

王允默心中咯噔一声。陈布雷的话有点奇突，这使她想起了1940年在重庆寓所，陈布雷的连襟何吟苜服安眠药自杀去世之事，当时陈布雷茫然若失：“吟兄，吟兄，你去了，我也终结我的生命吧！”

陈布雷已有了终结生命的念头了，他后来自杀又岂是突然发生的！

1948年7月下旬，在庐山的一幢别墅内，蒋介石召集财政、金融首脑，开了一次特别会议——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的会议。这时候，他虽然已是中央政治委员会的秘书长了，但是还挂着总统府的国策顾问名义呢！

陈布雷虽然不甚懂得财政经济，也不善于理财，但是接触机要，对影响国计民生的财政经济形势不能说一点不清楚。

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差不多每一个要吃饭的老百姓都知道。1935年，说是为了抗战作准备而发行法币共计14亿元，可是到了抗战结束，法币发行额已达5000多亿元。抗战胜利，为了打内战，支出庞大的军费，印钞机拼命飞转，在上庐山之前，据说法币已发行达660万亿元，等于抗战前夕发行额的47万倍，随之物价上涨3492万倍。

王云五首先报告：“由于受了通货膨胀的影响，财政收入只够支出的5％—10％，财政上实在拖不下去了。”

翁文灏说：“所以我们只能在不改变法币本位的基础上，另由中央银行发行一种‘金圆’的货币。根据我们估计，这样可以使收入提高到相当于支出的40％—50％。”

俞鸿钧很为难，说：“只是马上要拿出这许多新币，怎么来得及？不要说印了，数也数不及啊！”

蒋介石板着脸说：“前方还要打下去，军费无着这是不行的。实施金圆券方案，这是设法挽救财政，收集金银、外币，管制物价的必要措施。”

会议之后，陈布雷顺道去上海，对夫人王允默说：“我家的金器、银元，可以整理出来，去兑换金圆券。”

“金圆券？”王夫人不明白，“关金券、法币，怎么一下子又出来一个金圆券？”

“这是挽救经济危机的措施，马上就要颁布，我们要遵纪守法。”陈布雷虽然知道国民党这架机器已经腐朽不堪，但是他却抱着为法献身的精神。他想，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感召了多少众生。或许自己这一行动，如一石投水，总有微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