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精神病”不能

只依赖立法救赎

正常人因社会纠纷乃至家庭矛盾而被送入精神病院，“被精神病”威胁到个体安全，也因此成为社会关注热点。另一方面，数据显示，我国70%的重度精神病患者得不到治疗。他们成为家庭的沉重负担，有些甚至危及家人、社会和自身安全。（《新京报》5月31日）

“该治疗的进不去，不该进去的却被强制收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精神卫生立法研究者刘白驹认为，有此乱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立法滞后和相关法律存在缺陷。之前就有专家指出，制度性的缺陷，导致了精神病收治的混乱状况。

从现实的情况来看，通过完善立法和制度跟进，对精神病收治的制度性缺陷进行“救赎”，已经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无论是全面规范收治的程序、推进精神立法进程，还是在制度层面上明确国家责任、加大政府投入，以及切实保障精神病人的各项合法权益，都是应有的题中之义。但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被精神病”的风险不仅仅来自于制度缺陷，不能只依赖立法救赎。

事实上，诸多“被精神病”的现实恶例，大多是权利诉求被压制和剥夺的信访者。前不久，深圳二院护士郭俊梅因不满奖金分配，向深圳市政府信访办投诉，医院外请医师假扮工会领导与其谈话，并将谈话内容写入病历，将其诊断为偏执性精神病并调岗。郭俊梅起诉维权后胜诉。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还是以郭俊梅事件为例。在本案中，律师认为，单一的诊断标准和制度上的救济漏洞是导致“被精神病”的主要原因。但实际上这与“诊断”和“漏洞”没有什么关系，究其根源还是在于——单位与个体之间地位的严重不对等，导致个体的话语权极其式微，意见和表达不被尊重、不受保护，稍有“出格”即被“封杀”——这才是女护士维权上访“被精神病”的关键所在。一些行为正常、心态正常的公民，因为越级上访或者提出权利诉求，就被“强送”进精神病院成了“精神病患者”，这显然不是精神立法缺位的问题了，而是权力越界与霸道，透射出某些地方权大于法的现实语境。如此种种，纵然法律制度完善了，恐怕也难以避免“信访精神病”现象的出现。

立法缺陷导致“被精神病”只是表象，真正的问题在于权力对于权利的管制没有边界、缺乏有效监督。这样的权力异化之恶胜过洪水猛兽，在权力乱舞的洪流中，“被精神病”永远只是可感知权利风险的体现形式之一而不是全部。在此方面，对于法律的完善和对于权力的监控，同样重要、同样现实而迫切。陈一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