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十五岁以前，应把重要的书都看完

痖弦将人生分为三个时期：学业期——三十五岁以前；事业期——三十五岁以后，人入中年；德业期——老年，如之结，“使人勇敢面对死亡，而达成最高的完成”。由于人的一生时间有限，所以他主张：“一个人在三十五岁以前，应把重要的书都看完，三十五岁以后，就开始创造东西了。”

“三十五岁”的标准是从哪里来的？笔者猜想与写诗有关，在《一日诗人，一世诗人——我的终身学习历程》一文中，痖弦就这样写道：“记得好像是现代诗人T·S·艾略特说过：诗人在三十五岁之后要有历史感。写作要有阶段性。中年人有中年的心情，就该写中年人的诗；就如女性的打扮一样，假如看见一个岁数大的女人还装成小女生的样子，就会让人觉得不舒服。诗人也是如此的，每个阶段就要写出那个阶段应该写的诗来。”读书也应该有阶段性。

痖弦还鼓励青年人学外语。所谓“懂一国语言，就活一辈子；懂二国语言，就活二辈子。”懂了他国语文，就等于拥有双重文化，而这外语能力，是必须在三十五岁以前完成的，等到年纪大了就来不及了。

痖弦常对爱好文艺的青年朋友说：我今天在写作上如果还有一点儿小小成绩的话，都要拜这三件事之赐。在这里说出来，向你们提出建议，也算是一种野人献曝吧！

三件事：一是写日记，二是做读书札记，三是与文友通长信。如果一个人，不间断地做三十年的日记、札记，又经常给朋友写谈近况、说人生的信，他不是作家，也得是作家了。因为，他早已经娴熟文字表达，习惯把自己的思想变成词语，这些日记、札记和书函的写作习惯，广义地说，也就是文学的行径。

痖弦回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是一个没有影印机的时代，书籍的取得极为困难，往往借到一本好书，只有靠札记来记录其中喜欢的章节，有时整本书喜欢，就整本抄录下来，就像中世纪抄经的僧侣一样。一本书经过这样一番折腾，就永远牢记住了，一辈子也不会忘记。2001年7月，笔者访问加拿大，在痖弦家住过两天，亲眼看见他书房里的手抄本，高兴人齐，有数叠之多，一直珍藏到今天。痖弦把它们统一做了封面，一排排地放上书架，看起来就像“金刚经》一般壮观。痖弦对我说：“其实，我觉得影印机虽然科学，但也是‘坏’的东西，影印一大堆，自己觉得已经拥有了它们，实际上，它是它，你是你，彼此毫不相干。”他将抽出来给我看的一叠札记本（每本都抄写认真，字体工整，有的还有插图，那是他比照原书画下来的）放回书架，接着说：“今天，全世界有相当多的人都患了‘文字厌食症’，看不下任何文字，所以杂志越来越重美工、编排，重标题、图片，就是因为读者对文字已经厌倦了。现在谈恋爱的人跟以前一样多，情书的产量却大大减少，原来都打电话去了。听说美国还有为懒人准备的明信片，明信片上预先印好三十种状况，你寄信给对方时，只要在明信片上打勾就可以了。这种不平衡的发展，实在令人担忧……”

记日记方面，痖弦自谦做得比较差，总是断断续续的，没能贯撤始终。这方面他佩服文坛大老朱介凡先生，他每天记日记，从抗日战争到现在从未间断过。如果有人问介老，1942年某月某日，重庆市的天气是雨是晴？温度如何？米价多少？他一翻日记，马上答得出来。大凡国事、私事、心事、琐事，均在斯卷之中。虽是个人的生活记录，但也有社会学研究的价值。日记之为用大矣哉！

谈到和文友通信，痖弦是从不间断的，他每天都可以写一大堆信，毫无倦意，因为写信的时候，他似乎看到收信人的笑容，通过一张薄纸，便能够享受到与友人促膝谈心之乐。最近有人告诉他，多写信可以避免老年痴呆症，他写信的劲头就更足了。

痖弦年轻时喜欢读西方文学的翻译，特别是批评理论方面的书。那时实行戒严，很多书往往因为翻译者人在大陆而遭到查禁，每次从朋友那里借来一本所谓的禁书，他都关起门来夜以继日地把它赶阅完毕。他曾经抄过鲁迅译的卢那卡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蒲力汉诺夫的《艺术论》，摘要之外，还加上自己的读后感。最疯狂的一次是把一部上下两大册的俄国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经典作品《演员自我修养》从头到尾抄完，连续三十多天，抄得昏天黑地。六十年代以后，痖弦发现中国古典文学博大精深，又一头扎进《论语》、《庄子》等典籍之中，狂热地钻研起唐诗、宋词、元曲来。除此之外，他还阅读电影、音乐、戏剧、历史、字典、卡通、童话等。他认为：字典里有太多的道理和学问，绝对值得花一辈子的时间来细细探研；阅读卡通和童话很有必要，因为所有被世故、世俗剥夺的想像力，都会在其中还原回来，“诗人尤其该多读童话，实则诗人所写的，就是成人的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