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扇几十个耳光的小脸红肿”、“揪住两个耳朵离地、胶带封嘴、扔进垃圾箱”，这还不算！“女童被老师摔晕右侧肢体偏瘫”，这不是在美、日频繁发生的变态虐童惨剧，而是发生在山西太原、浙江温岭、广州的幼儿园，乃至康复中心的“虐童现实版”。其中，温岭警方含糊的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拘留了肇事老师。

甚至，连一向“以对付家长很有一套”而洋洋得意的北京某知名幼教机构，因虐童的“极其不走运”，终于遇到了“狠主”，在被迫赔偿200多万（班里集体索赔），并开除涉事老师与所在园长后暂时“私了”，希冀着与过往发生的该类惨剧一样，得到不了了之、一了百了的“大结局”。线上的级数传播与线下的奔走相告，使龙年金秋不幸沦为完全彻底的“虐童季”。

令人遗憾的是，面对此类令人发指行为的频发，虽然我国目前禁止虐童的法律规定很多，但由于定性模糊，处罚疲软，很多人不知道虐待儿童的边界，也不认为取乐、侮辱、忽视儿童的行为也属于虐待。此番，除了“寻衅滋事罪”，温岭警方称可能还涉及“虐待罪、侮辱罪、故意伤害罪”等三项罪名，以至于有法律界人士呼吁“我国刑法应当尽快增设独立的虐待儿童罪罪名，放宽入罪标准”。 必须承认，对于虐童等变态行为予以约束和惩戒是必要的，也是迫在眉睫的。然而，在所谓的“全面市场化”大背景之下，良莠不齐的“社会力量”能否承担起学前教育的重大责任？如何保证“从娃娃抓起”真正取得实效？尤其是他们能否提供安全、健康的环境，使得每个孩子“都不输在起跑线上”？恐怕画上几个大大的问号也是徒劳和无解的！不管用什么样的借口，学前教育就不该彻底推向社会了事，“市场化”的冠冕堂皇也不例外。

事实上，对于某些政府部门在市场与保障之间的患得患失，尤其是推卸责任，著名社会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唐钧研究员一直坚持着“该提供基本保障的必须提供，该承担基本责任的必须承担，决不能让最该承担责任者溜掉”。必须看到，与社会、住房一样，教育的基本保障最该承担大任的自然是政府，而关乎学前最该“义务”这一块，我们虽然达不到北欧“三个博士‘伺候’一个小孩”的境界，却完全能像日本那样承担起“基本义务”，3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特别是“财政收入连年两位数增长”的喜报频传，我们有这个底气。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与上世纪90年代气功、养生骗子故作神秘别无二致，以所谓潜能开发（他们就是提前上着小学课）、世界名校（他们什么大旗都敢扯）的牛博士、马博士，尤其是牛唇不对马嘴的“西太平洋”毕业的那些驴博士们，是不会轻易放弃学前教育这块大蛋糕的！他们与个别无良教育主管官员的勾肩搭背，已经成为迟滞这一义务教育大计顺利实施的最大阻力。

需要特别呼吁的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放纵那些靠“忽悠家长，绑架孩子”的无良之徒，在“坐地收钱”，乃至“坐地分赃”中继续戕害我们的未来了，这是我们必须承担起来的基本义务。 孙雨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