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教育”背后的

成功焦虑症

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2012中国劳动力市场报告》显示，由于高等教育的快速扩展、区域发展不平衡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等原因，中国教育在整体不足的情况下，出现了局部的过度教育。

所谓“过度教育”是指一个人所受的教育水平大于他所从事的工作所需要的教育水平，比如说大学生淘粪工、研究生清洁工等，反之则是“教育不足”，比较典型的就是山区代课教师。

从地区分布看，东部和中部的过度教育发生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以北京为例，以用人单位评判为标准估算出的过度教育发生率为47.61%，以个人判断为标准估算出的过度教育发生率为54.92%。从行业层次看，过度教育发生率偏高的行业分别为金融保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视业、国家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农林牧渔业。如果从舆论上较为关注的“体制内”、“体制外”的所有制层次来进行测算，结果会发现，在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过度教育发生率较高，分别为60%和54.12%，而在企业和其他类型的就业单位中教育不足发生率高，分别为55.58%和36.36%。

从某种意义上说，“过度教育”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市场现象。在一个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社会里，劳动力普遍倾向于流向经济发展水平高、公共服务水平高、工资待遇好、社保福利完善的地区和行业。在我国，很明显这些诱人的“地区和行业”普遍集中在中东部大城市以及“体制内”的机关事业单位里。在高等教育持续扩招的大背景下，劳动力的整体受教育水平同步得到了提升，水涨船高，随行就市，这些优势“地区和行业”自然就更加青睐高学历的人才，“让研究生干本科生的工作”何乐而不为？此外，在“关系文化”、“拼爹游戏”广泛存在的当下，你要想在北上广等大城市或“体制内”谋得一席之地，不进行点“过度教育”，恐怕连准入门槛都迈不过去。

过度教育虽然在短期内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就业压力、拉动教育消费，却具有影响深远的负面效应。首先，过度教育支配了有限的教育资源，让高学历者从事着低学历者可以胜任的工作，恰恰说明教育投资回报率低，这对于教育资源短缺的我国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其次，过度教育与教育不足是一体两面，长期下去必将拉大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差距，加剧“马太效应”，不利于从总体上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此外，过度教育的氛围会使得毕业生为寻求理想职位而继续教育，周而复始地投入过度教育，往往会形成教育恶性循环，不利于人力资本潜能的发挥。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被不自觉地套上了“成功”的枷锁，留不到大城市回到小乡村就是失败，进不了“体制内”徘徊在“体制外”就不是成功，正是这种社会普遍弥漫的“成功焦虑症”逼迫着许多人去接受过度教育，以求“功成名就”被社会认可。

过度教育既是一种市场作用的结果，也是中国成功文化孕育的产物。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过度教育问题，最重要的是建立“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公平、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东西部地区均衡发展。在一个经济社会均衡发展、权利平等、机会公平、社会和谐的大环境中，成功将不再只有唯一标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努力实现自己的成功。 丁建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