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中国作家》创刊。这份以刊发报告文学为己任的文学大刊，团结了一大批报告文学作家，并影响了他们的成长。何建明就是其中一位。

那时，何建明是部队的新闻干部，创作过小说。受《高山下的花环》和《哥德巴赫猜想》的影响，他慢慢喜欢上了报告文学创作。“自从热衷于报告文学创作后，就再也没有走过回头路。”他说。

报告文学是“行走文学”，七分采访，三分写作。何建明很认同这句话，一个杰出的报告文学作家，也一定是采访、调查的高手。而采访和调查，越现场、越深入，就越好。在他所写的几十部作品中，有近一半是在身处危险和绝境之中采写完成的。

1993年，何建明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共和国告急》，内容是揭露矿难内幕，一经发表，立即引起强烈反响，作品也因此斩获第一届鲁迅文学奖。然而，读者并不知道，当年何建明为了到黑色矿区秦岭等地采访，多次冒着生命危险穿梭于深山丛林，甚至被黑心矿主用土枪顶着后腰行走。

“我并不后悔和后怕，因为报告文学作家的社会调查和一线采访，必须像战士上战场一样，没有冲锋，怎可能占领高地？文学写作也是如此，尤其是报告文学写作。”何建明说。

200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席卷首都，一时间全民恐慌。就在此时，何建明却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冲到抗击“非典”第一线，连续采访、写作。因为无法确定他是否已被感染，因此他的活动范围被无情地限制在了疫情区和医院。那两个月，方便面成了他唯一的食物，长期的饮食单一导致他的身体代谢异常，患上了糖尿病……在这场夺去许多人生命的灾难面前，何建明采写完成了纪实文学作品《北京保卫战》。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举国悲泣，何建明第一时间赶到抗震救灾第一线。2010年，为了采访中国石油在海外战场的风云战事，何建明来到非洲苏丹达尔富尔武装暴乱最激烈的地区，和施工队一起穿越当地民兵武装和政府军激战的炮火线。多年积累和亲历现场让何建明一气写成《部长与国家》，此作品在石油系统与中国工业领域被誉为“红色经典”，后来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奠基者》。2015年8月12日，天津大爆炸震惊全国，何建明跑遍收留伤员的医院，采访了一个又一个伤员和幸存者，以及公安消防系统的官兵，最后采写出催人泪下的长篇非虚构佳作《爆炸现场》。

何建明努力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三次荣获鲁迅文学奖、五次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还有国家图书奖等。他被人们誉为“主旋律作家”“红色作家”。因为无论是批判性的作品还是讴歌式的作品，何建明的笔都落脚在直面现实、揭露真相，有力地抨击那些落后的、腐朽的，并以作品本身感动和震撼人们的心灵世界和精神意识。

“听起来这样的称呼和头衔似乎很‘光荣’，但我丝毫高兴不起来！”何建明说，“作为一个记录时代的报告文学作家，可以说，从我第一篇作品写到现在，一直在讲中国故事。但当今社会有一种令人不可思议的现象，就是你写正能量的中国好故事，你可能不如写一个所谓‘揭黑’的故事吃香。你写的好故事越多，你有可能在文学圈内越没有地位，这是一个很怪的现象，它因此也让我们这些从事报告文学创作的人内心感到孤独和忧伤……”

但他并不后悔，更不会停止脚步。40余年来，何建明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达50余部，改编成电影、电视的有12部，翻译到国外的有15部。他的《落泪是金》改变了千万贫困大学生的命运，他的《根本利益》被中宣部推荐给全党学习……至今，他仍走在探索中国当代报告文学的道路上。

摘自《名人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