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发布之后，８月底结束的全国城市住房工作会议围绕“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展开，重申了建立健全城市廉租住房制度、改进和规范经济适用房制度，并将农民工和棚户区居民等住房困难群体也纳入其中。

　　从上世纪８０年代起，随着福利分房旧体制被打破，房改一经启动即呈加速状态，房地产业空前繁荣。经过２０年的房改，住房商品化、社会化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在此背景下，对此次房改新举措人们或许有诸多解释，但如果分析房改走过的道路，可感受到这新政背后的民生背景和政府角色的转换。

　　各国的经验显示，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不能仅仅靠市场机制解决，需要政府公共服务的支撑。房改启动以来，在推进住房“市场化”的同时，我国政府早在１９９８年就提出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建立由商品房、经济适用住房、廉租房构成的多层次的住房供应体系，满足不同收入群众的住房需求。

　　然而，由于房地产连着消费和投资，关系ＧＤＰ增长，相比对住房“市场化”的热情，出现了一方面房价上涨过快，一方面大量中低收入家庭“望房兴叹”的景象，目前全国仍有近１０００万户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人均建筑面积不足１０平方米。面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高房价，政府陆续出台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抑制旺盛的住房投资需求。最近国务院颁发的《意见》和全国城市住房工作会议，则直接针对低收入家庭的廉租房问题，进一步强化政府住房保障职责。

　　会议重申，将保障对象从低保家庭扩大到低收入家庭，并列出明确的时间表。这无疑使近一段时间以来效果似乎不佳的廉租房政策，有了更可操作的制度空间。还有，会议在强调健全工作机制、保障投入的同时，将有关工作情况纳入对政府的政绩考核之中。这些都说明历经几番风雨，我们的房改政策更明确地体现了政府公共服务职责。

　　王淑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