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９年，中越开战。３月底，我与班上两位同学随铁道兵文工团南下广西劳军，给军人画像。那天吃过午饭，我们所在的营盘有士兵将一对自称从长沙赶来的中年夫妇领到连长面前。那母亲，也就是天下所有母亲的样子吧，父亲的模样介乎地方干部与厂矿职工之间。两位里巷平民忽然出现在兵营，十分触目，他们环顾众人，羞惭惶惑，轮番解释来意，说是孩子一个多月没给家写信了，不放心，特地赶来问问看。

  在场的人谁都明白了——士兵各自走避，又渐渐围拢，显然他们是那“孩子”生前熟稔的战友，勤务兵端茶递水，就是不敢正眼看那对夫妇。连长到底岁数大些，又是领导，他给那父亲递过烟，点上，挺自然地强笑着，用一种混杂部队官腔和地方家常话的语调寒暄着。

  其时我正给战士画像。待我歇手，周围一片静默。那父亲看着地面，沉吟着，抖着腿，很有姿势地举着烟，相当镇定。

  终于，我第一次当场听到——而不是在电影里看到——有位真的军人真的说出我们从小听熟的词句。和电影里不同的是，连长并没有紧握对方的手，做出无限沉痛的表情，他只是绷着脸，低眉瞥视手上的烟，缓缓地，掸一下烟灰，说一段句子：

  事情是这样子，你们的孩子，某某某同志，已经光荣牺牲了。

  原句似乎还长一点，夹着“我非常沉痛地代表”、“在这场自卫反击战中”等修饰词。接着是交代阵亡的时间、地点、战役，解释为什么没有及时通知的原因。但我盯着那对夫妇，没在意听。

  母亲埋下头去，哽噎呜咽。没有大哭，更没放声号啕，用文字形容，即叫做“饮泣”的那种哭法，一个女人随便为了什么事都会哭得比她那会儿更剧烈，更伤痛。

  我清楚记得的是那位父亲的侧面：他停止抖腿，专心倾听。听得“牺牲”二字，他的神色并没有出现异状，继续专注倾听，既像是一名下属听取上级报告，又像百姓面对首长时的那么一种恭敬而凛然。假如不是孩子的阵亡，他不会有机会坐在这里被接见，由一位部队首长亲口对他说出“光荣”与“牺牲”这几个字：这聆听亲子的噩耗本身，就是一份做人的光荣啊。

  他就这么听着，神情郑重、通达，在每一逗号句号处稳重地点头，目不转睛看着连长。在听到儿子的姓名和“光荣牺牲”之后，大约半分钟，他照样将烟卷凑到嘴上吸，甚至安详地吐出烟来。仅有一刹那，猛地，他的颜面颈脖涨得通红，顷刻泛紫，泪光油亮涌溢眼眶，太阳穴暴起亮晶晶的粗血管，那大脸盘即刻就会爆炸似的。可是他端坐倾听的身姿居然完好地保持着，只是腿又开始抖动，速度加快。

  就像小说上写的那样，我的心“紧缩起来”，悲恸要发作了！我想——只见他使劲眨眼，用力咳呛，像是真的在清喉咙，喉结猛烈地吞咽。总之，他迅速恢复了常态，紫涨、泪光、暴起的血管，渐次消退，腿的抖动转成徐缓的晃悠……他的手旋即被塞上另一支烟，又被换了一杯添上热水的茶。

  孩子十八岁，半年前入伍。入伍前夕，特意为家里做了一百多只煤饼，这是后来旁的士兵告诉我们的。他们在连长宣布战友牺牲后团团围住那对夫妇，有位清秀的小兵说他也是长沙人，他伸手抚摸母亲的肩背和肥胖的膀子，用湖南腔的普通话反反复复念着我们从小在电影里听熟的话，郑重而诚恳，又很像喃喃地朗诵台词：

  别难过，妈妈，您就把我当成您的亲儿子吧，真的！真的！

  如同未经排练的合唱与重唱，有点错落，有点整齐，别的士兵用各种嗓音和方言依次应声：我们都是您的儿子！我们都是您的儿子！

  入夜，操场上即将放映老电影《刘三姐》。军人整队唱歌排排坐定，等候多时的当地村民赤着脚蜂拥进场。在混乱中，我一眼看见那对夫妇，被前后簇拥着，在第一排正中坐下。

  那位父亲，显然刚吃过晚饭，显然头一次被这么多高级首长奉为主宾，他笑得那么恳切、兴奋、激昂，抢着掏自己的烟，和左右两位首长用手臂来回推挡僵持，像在掰腕子；那位母亲夹在当中，不搭话，呆着，看定黑暗中的什么地方，眼神凝聚而涣散。电影开映了，刘三姐，眉目飞扬活色生香，一曲一曲唱，全场军民浪涛般一波波跟着唱，叫喊，鼓掌，哗笑。我几次扭头望过去，那母亲的眼睛仍然无焦距地向前直视，根本不在看电影。散场后，我们分头上车，强烈的车灯光照亮路边已经发动引擎的首长的吉普。我又看见那对夫妇，丈夫在车门口同诸位首长握手又握手，奋力点头，后脑勺上下晃荡，妻子先已坐进前车座位，依然直视着，在电影放映前后近两个小时里我几次斜看：她始终维持着她的无焦距的直视。

  摘自《现代交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