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雨霏霏中的碉楼

往事像阴雨天里的蘑菇，一簇簇的，又分不清，于是你觉得你是一棵老树了，老树与细雨也许就是人生一种境遇?电视上正在播广东省开平的碉楼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前年去广州，专程到开平去看过碉楼。那是上世纪初年在海外发了财的华侨，回到故乡盖的洋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绝大多数的人还在饥寒交迫中挣扎，“一个脚印里站三个贼”，富起来的华侨成了盗抢的对象，无奈之中，一幢幢富宅盖成了碉堡与洋房的结合体。这是建筑中的怪胎，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一个畸形的文化产物。

与碉楼相似的建筑，我在童年时见过，那是在大凉山的西昌。我是1959年到西昌的，随下放的母亲从省城到了西昌。1959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反右运动”和“大跃进”的结束以及“三年大灾荒”的开始。而对于大凉山来说则是解放军刚刚平息了彝族反动土司的暴乱，结束了奴隶制进行民主改革。关于这段历史，老作家高缨写过《达吉和她的父亲》，当年还拍了电影，故事是说一个被彝族土司抢去当奴隶娃子的达吉，终于见到了自己的汉族父亲。电影拍得很美，与电影呼应的，是我在西昌处处都看得见高高的碉楼。西昌的碉楼与开平的碉楼无法相比，是典型的“土楼”。西昌碉楼有三四层高，每层只有一间房子大小。碉楼紧依着老百姓平时生活的用房拔地而起。碉楼的地基是用石头垒起来的，石头地基上的墙体是土坯砌成的土墙。修建碉楼，就为了防止土匪和山上的彝族土司，土匪抢物，彝族奴隶主抢人，抢去就当奴隶娃子。西昌现在是大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在我到西昌时，还是汉族聚居地区，汉人生活在平坝里，彝人生活在四周的高山上。民族之间的矛盾深浅与冲突大小，可以从村庄的碉楼数目显现出来。童年时光，从大都市来到边地，夜色朦胧中，那些高高站立在村庄之上的碉楼，让我感到呼吸的空气都充满了恐惧。

这些石头和土坯建成的碉楼，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新奇，也因为高原的风雨让它们满目疮痍。自从西昌解放后，民族间的隔阂还没有完全消除，但彝人土司下山抢劫的事情基本上没有了。碉楼没有枪炮留下的创伤，却经不住风雨的剥蚀，像一个苍老的守望者站在高原的阳光下。我常常着迷地望着碉楼，在阳光下，它褐红的土墙凸凹不平，粗糙而又沟壑密布，让人感到它已经站得饱经沧桑而不愿说出它的故事了。每一个碉楼都会有他的故事，虽然是土楼，又在穷乡僻壤平凡得像这里的石头和泥土，真的，就不过是一些石头和一些泥土因为一个愿望聚集在一起而已。碉楼旁长满高原的仙人掌和霸王鞭，这些热带植物，表明这里有漫长的干旱季节。旱季的大凉山河谷地区吹着干烈的风，这些风把西昌吹得长满了仙人掌和霸王鞭。这些风把大山也吹得两副面孔，阳面迎风光秃秃的焦黄，阴面则被森林涂满墨绿。不过，西昌除了旱季还有淫雨霏霏的漫长雨季。老百姓说了，西昌只有一场风，从大年初一刮到年三十。老百姓还说了，西昌无四季，下雨便是冬。

我是在一个雨季住过碉楼，那是秋天收割庄稼的日子。秋天，西昌的雨季把这里变成了最冷的日子，我所读的初中，奉命下乡去支援人民公社的秋收。住进村里，生产队把我们安排在碉楼里，进入高高的碉楼，爬上扶梯，四周光线很暗，碉楼没有我们通常的窗户，只有五寸见方的“通气孔”，从里面能看到外面的情景，但小得连头也伸不出去。碉楼高也就不潮湿了。窗孔小，也就不冷了，铺上一层干草，我们便打开背包，在碉楼里住下了。全国的灾害造成粮食的恐慌。西昌这个西南高原腹地的坝子，没有什么自然灾害，但要向灾区调拨粮食。粮要调走!这消息在农民中传开，出现了瞒产和隐藏粮食的事件。派我们“支援秋收”，就是在各个要害位置监督生产队“颗粒归仓”。至今难忘，我站在霏霏雨水中，头上戴着一只斗笠，高高挽起裤腿，赤脚站在田埂上，看着农民在雨里收稻，脱粒，然后挑着一担湿漉漉的新谷子，送到粮站去。在送到粮站的泥泞道路旁有我的同学，在粮站收谷的水泥晒场也有我的同学，在烘干湿谷子的现场还有我的同学，直到这些谷子装上“支援灾区”的大货车。

这是一个最漫长的雨季，那些雨丝一直停留在我的记忆中。这也是一串最漫长的夜晚，那些日子，在碉楼里睡觉和休息，没有电灯，昏黄的煤油灯也只在睡觉前点亮一会儿，滴滴答答的雨声浸透梦境……

前两年，我再次回到大凉山，我认不得眼前的西昌城了，这座高原小城变得和内地的城市一样。特别是那些石头和土坯砌成的碉楼从眼前的风景中消失了，消失得像梦，也像云。比起高原的云，碉楼竟然更梦幻。云彩虽不是当年的云彩，但依旧有高原云彩的风貌，形态万千，轮廓分明，变化无穷。而那些碉楼，却好像从来没有在这块高原坝子上站立过，只是在细雨霏霏的梦里，才那么亲切地成为记忆中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