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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深圳市一些康复中心声称遭遇了社保局的“钓鱼执法”。医生称，这些“患者”就诊时以各种理由引导医生不核对医保卡，然后以此为由对相关人员进行处罚。

深圳市社保局的新闻一出，立刻引起了热烈讨论。是正常暗访还是“钓鱼执法”？厘清这个问题，或可有助于规范今后类似的执法，避免重蹈覆辙或无谓的纷争。

如果评选“2009年度热词”，肯定会有很多人为“钓鱼执法”投上一票。孙中界断指风波之后，广州市也出现了类似的事件，执法者甚至对受害者说：“钓鱼你懂不懂，你没看报纸啊？”深圳市社保局的行为，有人称之为“钓鱼执法”的社保版。

批评者说深圳市社保局的行为是“人治语境下的一种投机取巧和懒政思维”(11月17日《时代商报》)，“不但没有使社保局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反而透支了自己的信用基础”(11月17日《每日新报》)。甚至有媒体提出质疑，公权部门之所以热衷于引诱别人违法，不是“谍战剧”看多了，想过把“特务瘾”，而是有实实在在的利益驱动。(大河网)

在深圳市社保局做出正面回应之前，公众有这种“过敏”反应，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这种行为容易让大家产生与“诱惑取证”的相关联想。而在我国，对于诱惑取证尚缺乏相关法律规范。

按照《燕赵都市报》的说法，诱惑取证分为两种：一种是“暴露型”，也就是违法犯罪嫌疑人本身有犯罪意图，警察所做的只是让其意图暴露出来，比如某一毒品贩子手中有毒品急于寻找买家，警察以买方身份与其取得联系；另一种是“诱使型”，也就是违法犯罪嫌疑人本身并没有犯罪意图，警察制造条件、采取行动诱发其产生犯罪意图，比如警察并不知道谁在贩毒，便四处放风说要以高价买毒品，有人因此铤而走险去买来毒品转而卖给警察。

在“孙中界事件”中，采取的就是第二种“诱惑取证”。

对此，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已经公开表示，“钓鱼事件”是一种制度性的措施错误，是法治意识淡薄的表现。

真假之辨

然而，深圳市社保局的行为是否也是“一种制度性的措施错误”呢？

俗语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16日，深圳市社保局终于打破沉默，我们也听到了事件另一方的声音：深圳市社保局是按照协议对康复中心进行暗访。

深圳市社保局新闻发言人黄险峰还表示，“暗访属于合法检查行为，但并非检查的唯一方法。”据悉，今年以来，深圳市社保局先后采取了网上监控、明察暗访、现场调取处方及治疗单与电脑记账进行比对、核对药品出入库清单等数据资料方式进行检查。检查结果是经双方认可的，并非社保机构的单方处理。双方在执行协议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可向深圳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不出意外，这种积极回应能让沸腾的舆情略微缓和下来，也能给公众的“钓鱼执法”过敏症来一个有效脱敏。当“钓鱼”成为人人声讨的执法方式时，为合理正当的暗访与抽查正名显得很有必要。

仔细想想，深圳市社保局的目的其实是监管医保资金使用，保护广大参保群众的利益。因此，《中国青年报》就呼吁，我们不妨收回板砖，多一份理解与呵护。文章还提醒公众，不能把针对公共部门的暗访，与公权针对公民的“钓鱼执法”混为一谈。

政治学上有个“无赖假设”，即在设计制度时必须把权力关涉方都假定为“无赖”，从而设计更优良的制度，使得私欲和丑行得到遏止，捍卫公共利益。这也是法治优于人治的基本道理。我们要警惕行政执法中对普通群众的“钓鱼”行为，但同时也得理解社会监督对公权与特殊领域的合理暗访——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其共同取向都在于规范权力、保护公益。

笔者又想起北大医院教授死亡事件后，当事方发表声明指责央视记者暗访曝光涉嫌“钓鱼”，一时舆论哗然。

“钓鱼执法”不是一个箩筐，什么都能往里装(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这一点需要我们有更好的理解。

据《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