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贾登荣

翻检书籍，总会读到古今中外一些读书人形形色色的“怪癖”。他们对书的热爱与痴情，读书时的行为与举止，既让人忍俊不禁，也让人油然而生敬意！

司马光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他不仅撰写了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资治通鉴》，而且还是一个有“怪癖”的读书人。据明人郑暄所著的《昨非庵日纂》记载，司马光的读书堂中收藏了万余卷书。这些书虽然经过司马光数十年的“晨夕披阅”，但看上去仍然是崭新的，好像“手未触者”一般。很多人对此十分不解，有一天，司马光对他的儿子道出了其中的奥秘。他说，每年上伏和重阳日，看天气晴好时，在阳光下放置一些桌子，把一沓沓书竖起来，让太阳光晒它们的书脊。所以年月虽久，还是不损坏。而每当读书时，他总是“先必视几案净洁，藉以茵褥，然后端坐看之。”如果出行带书，则用木板托书，一则免得手汗污书，同时也可保护书脊不致在移动中损坏，每读完一页，就用右手拇指侧面贴在书面上边边沿，再用食指帮助翻动，所以不会损害书籍。司马光还谆谆告诫儿子说：“贾竖藏货贝，儒家唯此耳，当知宝惜！”

司马光对书的珍惜，由是可见一斑！历史上像他那么一样有爱书之癖的读书人，并不鲜见。近人徐珂编撰的《清裨类钞》中，就收录了一篇叫作“钱收斋读书法”的文章。钱收斋是和陈子龙、吴梅村齐名的明末清初三大诗人之一。这位诗人也一个热衷读书的人。据说他成天“淹贯经史”之中，还有自己一大独特的读书方法。他每每读书，同一种书总要准备两个版本：正本和副本。在读书过程中，“凡遇字句新奇者，即从副本抉取，粘于正本上格，以便寻览，供采撷。”也就是说，读书时遇到感到新鲜的句子词语，他会将副本上这些段落裁剪下来，粘到正本上，而对于正本，则十分爱惜，“不欲轻用丹黄也”，也就是不在正本上涂涂画画，保持正本的整洁。他的爱书“怪癖”，与司马光有异曲同工之处！

有的读书人对书十分珍爱，读书时不让书籍有半点污染损坏，但也有另一类读书人，他们将读过的书则一火焚之，根本不予保存。曾经著有《南都赋》《北都赋》的明代学者桑悦，就是属于有这样“怪癖”的人。据《明史 列传 文苑二》中说他“尤轻妄，亦以才名吴中”。他“书过目，辄焚弃，曰，已在吾腹中矣”。有人为了试一试他是不是真的过目不忘，把书的内容牢牢记在了脑海中，就让他校对一本书，并事先抽掉几页。桑悦看了看书说，缺了几页呀，于是“索笔补之”。读书后“焚书”的人，还大有人在！明代另一个大学者，复社领袖张溥，就是如此。史载张溥“诗文敏捷，四方征索者，不起草，对客挥毫，俄顷上就”。张溥的才能自然不是天生的，他“幼嗜学，所读之书必手抄，抄已朗诵一过，即焚之”。与桑悦一样，在牢记了书中内容后，则将所读之书一把火烧掉。

不少读书人，不仅读书，更要著书立说。但也有这样的读书人，他们只读书，不著书。清代雍正朝时有一个叫刘南村的，“好读书，于六经尤有心得，随时札记”。不过，当所写的札记“每积寸许，辄毁之”。他的弟子都劝告他，不要烧掉自己呕心沥血写成的东西，但刘南村依然我行我素，不予理睬。其实，像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读书人纪晓岚，也同样如此。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纪晓岚“平生没有著书立说，偶尔为人家作些序文、传记、碑、表之类，也是写过就了，不留底本”。人们问他为什么不著书立说，他说，我自接手主编《四库全书》，纵览古今著述，知道文章已被古人写全、写完了；后人竭尽心力和才气，大概都超不出古人的范围。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有自知之明的他，才决定不著书了。后来市面上出现的他的著作，其实都是他去世以后，弟子们陆陆续续搜集编撰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