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 剑

提起司马光，人们总会想起他砸的那口缸。这个故事太有名了，流传了将近一千年。但是，司马光一生的成就和声望，却并非仅靠这一点小聪明。作为北宋的重臣，他当然有他的过人之处。

我们先说他的“诚”。司马光小的时候，总认为自己比别人的记忆力差。因此，他常常一个人留在学堂里，关上窗户，花费比别人多两三倍的工夫去记忆和背诵书上的东西，直到读得滚瓜烂熟，合上书本，能背得一字也不差，才肯罢休。慢慢地，他的知识和学问一天天见长，小小年纪就“凛然如成人”。

司马光做官以后，他的“诚”表现在耿直，坚持原则。他敢于弹劾、批评权臣，对皇帝也决不拍马屁。有时候，他甚至冒着轻则降官削职，重则坐牢流放杀头的风险，不断给皇帝挑毛病。他历仕三代，仁宗、英宗、神宗这三任皇帝都不止一次地被他“责”过，有时还“责”得非常严厉。史书评价：“司马温公忠厚正直，出于天性，终始一节，故得天下之望。”

司马光非常真诚。他认为，一个人的能力如果不能胜任职位，再美的官也应当辞去。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仁宗皇帝拔擢司马光为开封府推官，赐五品官服。这是一个肥缺，按惯例，司马光是要跪着接旨谢恩的。谁知他却冒出一句“臣不敢受”，随后还几次三番地请求辞去开封府推官。此事传到司马光的老家，大家都很敬重他。家乡人如果有谁做了坏事，人们就会这样批评：“难道你就不怕司马光知道吗？”

最能体现司马光至诚精神的，要算是他编纂《资治通鉴》这事儿。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司马光自请离京，退居洛阳。十五年间，他把全部精力和心血，付诸编史上来。司马光做事勤奋刻苦，“日力不足，继之以夜”。每天晚上睡觉时，他都枕着一根圆木，只要枕头一滚动，他就会从睡梦中惊醒，然后抖擞精神赶紧起来编书。当二百九十四卷《资治通鉴》全部编完时，司马光累得是“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旋踵而忘”。神宗皇帝十分重视，将书的每编首尾都盖上睿思殿的图章，亲自赐名写序，擢升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并赐予他银两、绢布和马匹。

在生活上，司马光以“俭”为诚，不崇尚奢靡。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朝廷赐给司马光价值百万钱的金玉珍宝和丝绸。司马光三次上书谢绝，他在奏章中写道：现在国家内忧外患，各地经济都很困难，不能再实行过去的重奖政策了。朝廷没有批准，司马光就把这些珠玉宝货换成钱，充当谏议院的办公经费。

司马光生活朴素，几乎到了寒酸的地步。司马光的夫人病逝后，家里竟然穷得无钱安葬，最终只好把三顷薄田抵押出去，才置办了棺木。司马光丧偶后，其友刘贤良想花钱为他买一名婢女供他使唤。司马光却婉言谢绝：“我活了几十年，吃饭不敢经常有肉，穿衣不敢用纯丝绸，而且时常身穿粗葛衣，怎么敢使唤花钱买来的女婢？”

司马光在洛阳编修《资治通鉴》时，居所极其简陋，于是另掘一地下室，读书其间。当时大臣王拱辰亦居洛阳，宅第非常豪奢，中堂建屋三层，最上一层称朝天阁。司马光的朋友范镇来洛阳看他时，看看王拱辰的朝天阁，又瞧瞧司马光的地下室，戏言道：“王拱振上天，司马光入地。”范镇走进屋内，除见到四壁的书架上摆满图书之外，别无他物。床上的被服布料早已褪色，补丁摞补丁。范镇深感司马光太清苦，返回许州后，让夫人做了一床被子，托人捎给司马光，司马光非常感动，在被头上用隶书端端正正地写着：此物为好友范镇所赠，并一直盖到去世。临终前，他嘱咐儿子司马康：死后仍穿平时的衣服，盖上这床被子，实行薄葬。

再说他的“迂”。“诚”过了头儿，就成了固执，成了保守，成了意气用事。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六十七岁的司马光东山再起，入朝为相。他坦诚地对朋友说：“不废弃新法，吾死不瞑目矣！”于是，他干了两件让人瞠目的“大事”：一件是把已经收复的安疆、葭芦、浮图、米脂四寨，拱手割让给了西夏；另一件是，就像当年王安石雷厉风行地推行新法一样，司马光也以同样的热情和效率，一年之内把新法全部废除，就连当时被社会普遍认可的青苗法和免役法也没能幸免。时任中书舍人的苏东坡呼吁保留其中的合理部分，但司马光执意不听。散朝后，苏东坡气呼呼地回到家中，跺着脚骂道：“司马牛！司马牛！”卧病在床的王安石听到新法全部被废的消息后，经受不住打击，含恨离世。

有人调侃说，司马光晚年又砸了一回缸，他搬起“迂腐”的大石头，砸烂了熙宁改革的缸，同时也砸断了大宋中兴的希望。四十年后，发生了靖康之变，大宋王朝走到了终点。

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司马光病逝，获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皇帝赐碑“忠清粹德”。谁会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在生前和身后都尽享无限荣耀的人，最终却成了大宋王朝的掘墓人。看来，历史的荒诞和吊诡，不能不令我们深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