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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一个人,一段历史,一束思想,一种文化,一个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源泉。 —— 《廉语金典》 【原典】凡人之性莫不欲善其德,然而不能为善德者,利败之也。——西汉 刘向 见《说苑·贵德》 【注译】按人们本来的愿望,没有谁不希望完善自己的道德情操,而实现不了这一点的原因,在于受到了利欲的败坏。 【解读】 刘向,字子政,本名更生,约生于公元前77年(汉昭帝元凤四年),卒于公元前6年(汉哀帝建平元年),西汉楚国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祖籍沛郡丰县(今江苏丰县),汉高祖少弟楚元王刘交的四世孙,历仕宣帝、元帝、成帝三朝。汉宣帝时,为谏大夫;汉元帝时,任宗正,因反对宦官弘恭、石显下狱,很快被释放,后又因反对恭、显再次下狱,被免为庶人;汉成帝即位后,重新被任用,任光禄大夫,改名为“向”,官至中垒校尉,故又世称刘中垒。史载刘向在汉成帝时受命在皇家图书馆天禄阁校刊五经和各种秘籍,是西汉后期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目录学家。刘向典校的古籍主要包括经传、诸子和诗赋 。典校时,又撰有《别录》,为我国最早的图书公类目录,成为我国目录学的奠基之作,刘向也因此被公认为中国目录学之祖。此外,他还编著了《新序》 《说苑》《古列女传》三部历史故事集 。《说苑》是刘向根据皇家藏书和民间图籍,按类编辑的先秦至西汉的一些历史掌故和传说,并夹有议论,借题发挥儒家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带有一定的哲理性。目录依次为: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复恩、政理、尊贤、正谏、敬慎、善说、奉使、权谋、至公、指武、谈丛、杂言、辨物、修文、反质等。刘向为人随和,廉靖乐道,不争世俗,专心研思儒家经术,昼诵书传,夜观星宿,终于成为一代宗师。关于刘向,还有这样一个传说:某日,夜暗独坐,忽有一个黄衣老人,手持青藜手杖,叩门进来,吹燃藜杖,以藜光照明,传授刘向《五行洪范》之文。刘向问老人姓名,老人说:“吾乃太乙之精,天帝悯卯金之子,特派我来传道给你。”并把怀中竹牒和典天文地图之书赠给了刘向。 刘向的子孙后裔,便以“天禄”“藜照”“藜阁”等为堂号,自称藜阁刘氏,以纪念刘向这位杰出的显祖。刘向有三个优秀的儿子,长子刘伋,《易》学教授,官至郡太守;中子刘赐,官任九卿丞;少子刘歆,是西汉末年著名的政治家和经学家,《山海经》就是刘向和刘歆父子两人共同编订的。 西汉经过汉初的大一统,中期的大繁荣、大鼎盛,经过了著名的文景之治,创造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到了西汉末年渐渐显露出颓败的端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从上到下、从内到外、从思想到行为、从庙堂到江湖,呈现出一幅“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逐利场景。刘向正是生活在西汉由盛转衰的王朝末世,当时最突出的社会矛盾是皇室、外戚、官僚和地主肆无忌惮地掠夺土地。成帝时丞相张禹“占郑白之渠四百余顷,他人兼并者类此”。红阳侯王立通过南郡太守李尚,“占垦草田数百顷”,连农民“略皆开发”的熟地也在兼并之列。哀帝把农民的土地2000余顷赏赐给宠臣董贤。平帝时加封王莽的土地多达25600顷。严重的与民争利使广大农民丧失了赖以养家糊口的基本生产资料,又加上名目繁多的赋税徭役和连续不断的水旱疫灾,黎民百姓饥寒交迫,走投无路,“菜食不厌,衣又穿空,父子夫妇不能相保,诚可为酸鼻”(《汉书·鲍宣传》)。这种“生不能自存”“死不能自葬”的悲惨生活让贫穷百姓实在是忍无可忍,除了举行起义,再无他路可走,也就预示着西汉王朝的土崩瓦解已指日可待。明眼人鉴于这种末日即将来临的情形,很多有识之士都大声疾呼,要求统治集团实行仁政、改革弊政、还利于民。刘向也把实行德教作为挽救颓局、收拾烂摊子的主要措施,反复加以申论。这些议论在当时来讲,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牺牲精神的,可惜以刘向等人的人微言轻,掠夺成性的统治者和既得利益集团根本不可能听取他们的逆耳忠言,实际上那时即使猛踩刹车也已经来不及了,西汉王朝最终只能淹没在被剥夺者汹涌的仇恨浪涛中。 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刘向的人性论基本上和西汉大儒董仲舒相同,认为人性之初本无善恶之分,主要在后天环境,他在《说苑·修文》中明确指出:“人之善恶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感于善则善,感于恶则恶”(《列女传·周室三母》)。他还强调尧舜的善、桀纣的恶,都是“自饰”的结果,即自己后天修养的结果,以仁义自我修养,就会变善;不以仁义自我修养,就会变恶。这是刘向廉政思想的重要基础。在《说苑·贵德》中刘向指出:“凡人之性,莫不欲善其德。然而不能为善德者,利败之也。”虽然刘向认为善恶是后天教化和环境影响的结果,但他又认为人都有向善之性,都有修善德的愿望,而导致善德不能修成“正果”的最大因素就是利欲。利欲是善德的最大克星,贪利是败德的最大杀器。“贵德贱利”可以说是刘向廉政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贵德”。这里的贵德主要还是对统治者而言的,刘向在《贵德》中,总共用了将近20个历史故事来要求统治者以德为贵。下面我们举几个例子:例一,开篇就举一个召公的“恤民”之德。历史记载,西周开国,周召分陕而治,陕东由周公负责,陕西由召公负责。在农忙的时候,召公为了不打扰人民的农事,因此不进城邑,干脆就在甘棠树下决断讼事。相当于开设流动法庭,现场办案,后世之人怀念他,连甘棠树都不舍得伐。例二,晏子请齐景公喝酒,所用的饮酒器具一定要用新的。家中的总管说:“置办新酒器的钱不够,请向百姓敛钱。”晏子说:“打住,作乐要上下一同作乐,因此天子和天下百姓,诸侯和封地内人民,大夫以下和他的下属一同作乐,没有一个人单独享乐的。如今在上位的人只管自己作乐,为此下面的百姓耗费钱财,这种独自享乐的事,是不可以的。”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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