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地这一年，尚学民刚升入初二，平时并不怎么关心时政，更不会想到分地的意义。但他心里确实也想了不少：父亲上班，自己和二弟、妹妹都在上学，三弟才3岁，母亲一个人怎么种地啊？

尚学民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最初的耕种也确实存在困难，人力、技术、农具等都是问题。自留地第一次种麦子，除了生产队，农户还没有牲口，犁地都没办法，只能用铁锨掘。尚学民的母亲要把一亩地掘完， 那可是个很大的工程。那一年尚本礼老师刚好调到家门口的联中，便“谋私”了一次，趁一个周六不上课，把他一个班的四五十名学生召集到自留地劳动。初二的学生，也就十三四岁，掘地这活根本就没干过，质量就不用说了。但总算把程序走完了，家里的土肥、专门买的100斤化肥（碳酸氢铵），都埋在了地里。

“扶耧”耩麦子是一项技术活。生产队专门有为数不多的“扶耧”把式。分开干了，各家想各家的办法。尚学民的父亲、三叔体力都很好，但都不会“扶耧”，担心把托人换的“白郑引”小麦种子耩稀了或者稠了，影响产量，便请人帮忙；耩完地，好菜好酒招待一顿。

大家对自留地的耕种都很上心。家里的大粪、猪粪等最好的农家肥都做了底肥，大部分农户每亩地底肥还加了100斤碳酸氢铵。长期“营养不良”的土地，史无前例地“吃”到了足够的养料。这一年，各家各户的小麦长势都比生产队的好，产量创下了历史纪录：亩产平均四五百斤，尚学民家的达到了500斤。仅自留地的小麦， 已经超出了往年生产队分的数量。大家再不争论分地的对错，事实在那放着呢，谁都想获得足够的粮食。

接下来的两三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深入推行。到了1982年， 尚学民家的粮食再也没有短缺过，真正实现了全年“一块面”。正在读高中的尚学民，最深切的感受就是锅里的“糊涂”稠了，丢的红薯少了， 吃的东西也开始丰富起来，烧饼、油条、壮馍及各种肉类、水果等成为普通农家可以吃得起、经常吃的食物。一句话，没有饥饿感了，生活水平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随后，万古公社改为万古乡，冢后大队改为冢后村，生产队变成了村民组。

改革开放除了给农村带来了粮食丰收，也为整个社会注入了活力， 衣食住行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91年，按照国家政策，尚本礼老师得到了两个家属“农转非”的指标，限定为配偶和子女。“农转非”，即农村户口转为非农户口，就是“定量户”。这时候， 随着粮食市场的放开，粮本基本失去了实质作用，很多人都不在粮管所买面，“定量户”在粮油供应方面的优越性也不存在了。但有一点，只有非农户口才可以招工，成为“集体工”或“全民工”，而且通过自学考试、成人高招和电大、职大、业大、函大、夜大获取大专以上文凭， 还可以直接转干。而农村户口只能凭能力和关系做临时工或农民合同工。

尚本礼老师为女儿、三子办了“农转非”，虽然责任田被收回，但他们拥有了招工、参军复员安排工作等机会，也不担心未来的生活。后来他们都留在了县城工作、生活，彻底离开了土地。

妹妹、三弟“农转非”不久，在乡政府和学校工作的尚学民夫妇也按政策办理了“农转非”。因为渴望跳出“农门”，他们很高兴地把责任田交回了村里。转户口的时候，他们虽然也发了粮本，但一次也没用过。1993年，国家取消了粮食定量供应，实行粮食开放政策，所有的粮油食品，可以说应有尽有，随时随地都可以买得到，粮本的作用逐渐消失， 成为永远的历史。

现在，尚本礼老师夫人的户口还在农村，她的责任田由次子一家耕种。除了每年种粮的收入，每亩地国家还给予一定数量的补贴。这还不算， 国家还投入资金，不让农民拿一分钱，改造农田灌溉管道和电路，提供了充足、便捷的电力、水利保障。中国现代农民，真正开始享受国家的福利。

耕种的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改变，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不久，传统的犁、耙、耧等农具开始更新换代。牲口也逐渐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拖拉机，开始是手扶拖拉机，后来变成四轮拖拉机，犁地、耙地、播种、打场，样样都比牲口又快又好。尤其是大型联合收割机的普遍推广，使得曾经像打仗一样紧张、繁重的麦收变得轻松快捷，麦收时间由二三十天变成了两三天。秋收农具也有了大的进步，玉米收获机、秸秆还田机等大型机械的应用，也把长达月余的秋收秋种缩短为十天左右。人们的劳动强度得以缓解，繁重的农活变得轻松，更多的劳力从耕作中被解放出来，开始外出打工，农民有了更多的创收途径。

尚本礼老师的次子一家种着6亩多责任田，每年光小麦就能收五六千斤。但他家里并不存粮，比如小麦，大型联合收割机收完之后， 直接被粮食收购者收走，在地头就把粮食变成了现金。

如今的乡村，无论是集镇还是村里，遍布了大大小小的超市，米、面、油，肉、蛋、奶，蔬菜、水果等食品以及生活用品一应俱全，农民们早已改变了原来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习惯，也像城市人一样去商场购买了。

第四章 粮食生产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解决全体人民的温饱问题一直是党和国家的头等大事。为此，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一系列轰轰烈烈的粮食生产运动。终于，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中国全面实现小康， 温饱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从“不足温饱”到“吃饱吃好”

2019年12月6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1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13277亿斤，全国粮食总产量创历史最高水平，比2018年增加119亿斤， 增长0.9%。《经济日报》2019年6月24日在“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中国饭碗》编者按中写道：“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的粮食安全发展之路令世界瞩目，共和国粮食之基更牢靠、发展之基更深厚、社会之基更稳定。近14亿中国人不仅解决了吃饭问题，也为世界粮食安全贡献着中国方案。”

而在1949年之前的数千年中，我国粮食生产一直处于较低水平， 农民很多时候都处在饥饿的边缘，“五谷丰登”“六畜兴旺”“风调雨顺”等祈福语只能是人们难以企及的愿景。即使是被誉为“康乾盛世”的繁荣时期，我国绝大多数人民并没有摆脱忍饥挨饿的苦难处境。乾隆年间， 英国派乔治·马嘎尔尼率领使团访问清朝时，就目睹了底层民众贫穷与忍受饥饿的情景。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张宏杰所著《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就描写了我国古代民众即便在光鲜的“盛世”之下依然面临缺粮的致命窘况。

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历朝历代，从来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温饱，全国人民一直处在忍饥挨饿的状态，缺粮的恐惧与饥饿的苦难困扰着国人。

1949 年 7 月，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时任国务卿艾奇逊曾预言：“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他的意思很明确：中国的吃饭问题， 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也解决不了。70余年过去了，艾奇逊等人的预言彻底沦为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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