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播学研究中有一个经典的“二级传播”理论，说的是大众传播往往经由一些舆论领袖从信息源传播给公众，公众得到的信息其实并不是原始的信息，而是中介的信息。以当下的舆论圈观之，网络的大V和现实中的官员无疑扮演了重要的舆论领袖的角色。因此对他们的管理是显得尤为重要。

对于大V的管理，近来各地已有具体的举措。对于官员的管理，近日一些地方也有了“办法”。 上海最新出台的《浦东新区行政首长问责办法》中，正式将“行政首长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在公共场合的言行与职务身份不相符合等行为，造成重大失误或不良社会影响”写入问责条款。

对于大V来说，目前突出问题在于造谣；而对于官员来说，无疑就是民愤极大的雷语。并且这些雷语之所以流行，往往戳到了当下社会的痛点，引发舆论的风暴。

不过谈到辞职谢罪，我对浦东出台“办法”的有效性还是有点怀疑的。对有些官员来说，风头一过异地任职，问责严惩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当然不能排除不少官员是有口无心，但是公众其实更加关心的是，“口头问责”是否能真正做到“问心有愧”，所谓“问心”就是对问题内在本质的追问。

也就是说，官员问责不能流于“口头问责”，而应该关注这些雷语所折射的深层社会问题。按照过失心理学的说法，所谓“口误”都是人类在真相与伪装之间挣扎的结果，所有口误泄露的都是天机。为何官员的雷语主要集中在房价、物价、教育、医疗、拆迁等等民生层面，说明这些层面有着不少棘手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这些症结得不到化解，官员自身内心的挣扎也不会消除，自然也会不断出现新的雷语。

付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