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 卡

第一次进城来的是郑州，时间在1953年盛夏，为的是考初中。那一年我高小毕业，因家里经济条件差，考不考初中、去哪里考，心里一直纠结着。我家在黄河北岸，当时属平原省管辖，毕业的学校在黄河滩区一个村子里。老师当然希望我们继续读书，并且建议去县城考，如果想跑远点，可以去新乡报考，那是省会城市。那时凡出县考试，如不被当地学校录取，考试成绩会被转回县里，由县里的学校择优录取。我们做了比较：以我村为起点，到县城68里，到新乡90里，到郑州坐船过黄河45里，但得跑几十里路，坐火车70里，只需走12里到火车站。最后决定来郑州报考，即便考不上，也算去了一趟郑州。

我们学校来郑州报考的共8人。母亲为我烙了一大摞白面掺玉米面的饼子，焙得很焦，天气炎热，怕霉。我用粗布单子包了饼子、课本，还有毛笔和墨盒，按共同约定的时间，我们一伙乘火车来到了郑州。

当时的郑州刚解放四五年，百废待兴，很难谈得上繁荣与繁华。但我们毕竟从农村来到了城市，对一切都感到新鲜与新奇。我们村有人在郑州开了一个水果店，地点在现在的解放路新华书店附近,名为“利民水果行”。果店老板不知是念其老乡情谊，还是同情我们一群十二三岁的农村孩子，同意我们在店里落脚，并在放水果篓的棚子里腾出一块地方，备了几领芦席，供我们歇息和晚上睡觉用。

水果店离二七广场很近。当时的二七广场很简陋，木栅栏围了一个圆圈，圈里长着高高低低的草，中间用木棍和木条搭了一个塔状物，塔上装着一个喇叭，晚上有一盏电灯亮着。当时郑州最繁华的街道是大同路、德化街、钱塘路和二七路，人们多在这几条街上流动。为了“赶考”，我们白天躲在水果店里复习功课，晚上就到二七广场听喇叭里播放的戏曲。离二七广场不远，二七路西边一家照相馆橱窗里挂有两个人放大的照片，一个是韩兰根，一个是常香玉。常香玉的镜框里写的是“爱国艺人常香玉”，据说韩兰根也是个艺人。喇叭里播放的有常香玉的唱段，是哪一出戏的，我们不知道。

我们报考的是省立郑州二中。开考那天，我们去了位于弓背街的校园，连续两天，考试结束，自我感觉良好。但是，没想到的是，可能因为一个多星期每天吃烙饼喝凉水，很少到饭馆吃碗面，加上紧张的复习和考试，身体透支太厉害，回到家后我害了一场病，身体非常虚弱。当时录取新生不发通知书，名字登报纸，正在我因身体欠佳而愁眉不展时，我的老师将登有我名字的报纸送到我家中，还对我进行了夸赞和鼓励。秋季开学，我和同被录取的4位同学一起去学校报到了……

从那以后，初中、高中、大学，十年寒窗苦读，都在郑州，毕业后又分配郑州工作，直至退休。岁月蹉跎，从第一次来郑州，迄今61年倏忽过去，我从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变成了这座新兴城市的一位老居民。在退休后的闲暇时光里，我总爱选一路公交线路，以闲适的心态坐在车厢里，观看沿途的楼房、街道和行驶的车辆，还有熙熙攘攘的人群，凡此都能引出我极大的兴味和慨叹。人生苦短，而具体到一个人，比如像我，61年却是个不短的时间段，在这个时间段里，我整个的身心全都融入了郑州飞速发展的旋律之中，郑州的一切变化都装在我的心里，都能叠印出我深沉而多情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