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健莹

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在台北最西端的南港，曾任院长的胡适博士公配居所在此，如今是胡适故居了。紧挨故居的是博士去世后建起的陈列室。

已是初冬了，门前的绿草和椰树不见衰色，小小池塘荷叶没有残败，长廊木架缠绕着的藤萝，雨中更显精神。

进门见服务台边上挂着一幅胡适博士的手迹，写的是“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呀，莫不是博士在提醒后来人对他有疑处不疑？博士历经一生传奇，政界、学界、文学界、哲学界声名显赫；红楼研究、禅宗研究、水经注研究、孔子研究、新诗研究处处关注。在现代史中他的地位十分重要。

几乎博士所有的档案材料在这里都有陈列。他最早提倡白话文就引得风生水起，他曾直言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最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从当时文言文的樊笼里冲出来，实在石破天惊。几十年过去，他的预言实现了，他应该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师，是文学革命的首功啊。他秉承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宗旨，潜心苦读，孜孜不倦。纪念馆里摆放的都是他的著述和手稿，还有他在多个学院演讲，得到多个博士头衔的证书。可是，他一直被人窥视，被人议论，反对的声浪不绝于耳，说他学术简陋，说他哗众取宠，说他不是新文化的首功，而是罪魁。

探访博士纪念馆，难免有诸多疑惑。

陈列室内的墙壁上到处挂着博士亲笔着墨的条幅：“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栽”；“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或许就是胡博士的答疑解惑，他用证明的方法，简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验证自己的著述和作为。他不是官僚，不会翻云覆雨；他做学问严谨，无证不信。他治学这些的箴言，可让后来人奉为圭臬，可成为研究中国问题的新观念。

陈列室摆放的上个世纪50年代批判胡博士的八本厚厚的文集，180多万字，是对胡博士全面的批判。新的骂名是：走狗、反革命、人民的公敌。胡博士读过这八本大书。他从来不惧怕辱骂，有时还觉得招人骂是自己人格里的骨气。

胡博士与蒋介石的关系，在陈列室充分展示。他最后四年在台北 ，是蒋介石请他回来的。 可是胡博士回台湾以后，他们的关系最终破裂，胡博士向蒋介石建言，希望他能退出总统位置，希望他能在台湾实行民主，都收效甚微。在蒋介石出席“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致辞中，胡博士竟然当场反驳，令蒋介石大为不快，称胡博士是个狂人。后来 还逮捕了胡博士的好友、《自由中国》杂志的负责人雷震，把胡博士定为围剿对象。拥蒋者即大放厥词，说胡博士什么都不懂 。胡博士高朋满座的小客厅冷落了，他无处演讲无以发泄，就自嘲地写了一首《乌鸦》，“我大清早起，站在别人屋顶上哑哑的啼，人家讨嫌我说我不吉利，我不会呢呢喃喃讨人家欢喜。”天寒风紧，无处可栖，这是胡博士从美国返台的心境，也是他一生不合时宜的写照，说这是书生的悲剧，不如说是先知的悲剧。

陈列室的侧廊就是故居了，不大，不豪华，客厅中几条短短的沙发远不够朋友们就座，和夫人两间单独的卧房简简单单。一间书房 还算宽敞，书籍满满，能看到胡博士夹在书中的纸条。他原来是想回台湾过几年清静的日子，写完他的中、英文版的《中国思想史》，还有《中国白话文学史》，可惜都不能如愿。

哲人偏隅，晚年落寞。

告别纪念馆时雨下大了，打在荷叶上，有些冷寂。

我在想，说胡博士的一生是传奇，不如说是神话。他批判旧礼教，提倡白话文，整理国故，提倡全盘西化，改革旧丧礼，提倡妇女解放，他乐观而自信坚守自己的主张，不相信权威、捷径，不相信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毋庸置疑他是时代的先驱。对于辱骂，他从不公开论战。在他还年轻的时候，他说：“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得不中肯，我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了，反损了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胡博士生命最后的讲话仍然是：“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这声音一直在我耳边萦绕。

走出“中央研究院” ，一条窄路相隔，是胡适的墓地胡适公园。近日整修，不得进入。想到胡博士的墓志铭：“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墓中这位哲人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此刻，不能向这位骂不倒的博士鞠上一躬，成了此访的一大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