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骂不倒的博士

张健莹

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在台北最西端的南港,曾任院长的胡适博士公配居所在此,如今是胡适故居了。紧挨故居的是博士去世后建起的陈列室。

已是初冬了,门前的绿草和椰树不见衰色,小小池塘荷叶没有残败,长廊木架缠绕着的藤萝,雨中更显精神。

进门见服务台边上挂着一幅胡适博士的手迹,写的是“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呀,莫不是博士在提醒后来人对他有疑处不疑?博士历经一生传奇,政界、学界、文学界、哲学界声名显赫;红楼研究、禅宗研究、水经注研究、孔子研究、新诗研究处处关注。在现代史中他的地位十分重要。

几乎博士所有的档案材料在这里都有陈列。他最早提倡白话文就引得风生水起,他曾直言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最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从当时文言文的樊笼里冲出来,实在石破天惊。几十年过去,他的预言实现了,他应该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师,是文学革命的首功啊。他秉承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宗旨,潜心苦读,孜孜不倦。纪念馆里摆放的都是他的著述和手稿,还有他在多个学院演讲,得到多个博士头衔的证书。可是,他一直被人窥视,被人议论,反对的声浪不绝于耳,说他学术简陋,说他哗众取宠,说他不是新文化的首功,而是罪魁。

探访博士纪念馆,难免有诸多疑惑。

陈列室内的墙壁上到处挂着博士亲笔着墨的条幅:“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栽”;“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或许就是胡博士的答疑解惑,他用证明的方法,简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验证自己的著述和作为。他不是官僚,不会翻云覆雨;他做学问严谨,无证不信。他治学这些的箴言,可让后来人奉为圭臬,可成为研究中国问题的新观念。

陈列室摆放的上个世纪50年代批判胡博士的八本厚厚的文集,180多万字,是对胡博士全面的批判。新的骂名是:走狗、反革命、人民的公敌。胡博士读过这八本大书。他从来不惧怕辱骂,有时还觉得招人骂是自己人格里的骨气。

胡博士与蒋介石的关系,在陈列室充分展示。他最后四年在台北 ,是蒋介石请他回来的。 可是胡博士回台湾以后,他们的关系最终破裂,胡博士向蒋介石建言,希望他能退出总统位置,希望他能在台湾实行民主,都收效甚微。在蒋介石出席“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致辞中,胡博士竟然当场反驳,令蒋介石大为不快,称胡博士是个狂人。后来 还逮捕了胡博士的好友、《自由中国》杂志的负责人雷震,把胡博士定为围剿对象。拥蒋者即大放厥词,说胡博士什么都不懂 。胡博士高朋满座的小客厅冷落了,他无处演讲无以发泄,就自嘲地写了一首《乌鸦》,“我大清早起,站在别人屋顶上哑哑的啼,人家讨嫌我说我不吉利,我不会呢呢喃喃讨人家欢喜。”天寒风紧,无处可栖,这是胡博士从美国返台的心境,也是他一生不合时宜的写照,说这是书生的悲剧,不如说是先知的悲剧。

陈列室的侧廊就是故居了,不大,不豪华,客厅中几条短短的沙发远不够朋友们就座,和夫人两间单独的卧房简简单单。一间书房 还算宽敞,书籍满满,能看到胡博士夹在书中的纸条。他原来是想回台湾过几年清静的日子,写完他的中、英文版的《中国思想史》,还有《中国白话文学史》,可惜都不能如愿。

哲人偏隅,晚年落寞。

告别纪念馆时雨下大了,打在荷叶上,有些冷寂。

我在想,说胡博士的一生是传奇,不如说是神话。他批判旧礼教,提倡白话文,整理国故,提倡全盘西化,改革旧丧礼,提倡妇女解放,他乐观而自信坚守自己的主张,不相信权威、捷径,不相信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毋庸置疑他是时代的先驱。对于辱骂,他从不公开论战。在他还年轻的时候,他说:“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得不中肯,我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了,反损了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胡博士生命最后的讲话仍然是:“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这声音一直在我耳边萦绕。

走出“中央研究院” ,一条窄路相隔,是胡适的墓地胡适公园。近日整修,不得进入。想到胡博士的墓志铭:“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墓中这位哲人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此刻,不能向这位骂不倒的博士鞠上一躬,成了此访的一大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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