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周末，国民党军官带着打扮时髦的姨太太们到石榴园举办舞会，都要让我叔叔他们去伴奏。有时，叔叔和李慕紫叔叔也以联谊的名义和国民党特务一起搞器乐合奏，实际是想借此探听情报。他们一般晚上6点之前赶到俱乐部，先和国民党军官们喝酒吃饭，然后为他们伴奏，经常演奏的曲目有《平湖秋月》《烛影摇红》等，都很舒缓好听。时间长了，双方就熟识起来，酒桌上或演奏间隙，何文成他们言谈话语中，不自觉地会透漏出一些军事信息。叔叔和李慕紫坐在那里不动声色，脑子却不停转圈，记下每个细节。舞会一结束，他俩立即分头离开，然后到新乡小冀（今新乡小冀镇，当时是解放区）会合，两人把获取的信息先仔细核对几遍，觉得无误，为了安全，不写纸条，就口头向解放军领导唐纪汇报，使敌人偷袭解放军的计划多次落空。我叔叔和李慕紫为一个行动小组，他们也常以买卖棉线、香烟、做小买卖商人的名义去小冀解放区给解放军负责人唐纪、刘德昌送军事情报。我叔叔脑子灵活，记忆力超群，他能够准确地把情报内容记在心里，还能把敌军的番号，行动时间、地点、人数、路线说得一清二楚。我叔叔是一位数字记忆奇才，85岁时，还能把从郑州发往、过往的全国各主要城市的列车的车次、到站时间准确无误背下来。他是我国铁路系统优秀的客运段段长。

李庆林是东北人，因家乡被日本鬼子占领，寒冷冬天逃难到了河南新乡，我父亲雪中送炭，给他家送去一车煤和米面，救了他们全家。当时，他是新乡有名的中医，后来，在姜庄街开个中药铺，实为我们的地下联络点，父亲常带他去解放区给首长看病，并以看病为掩护传递情报。

及时准确的情报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战斗的成败。1948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先后解放了焦作、修武、武陟、获嘉，控制了新乡以南的铁路线，切断了新乡对外的陆路交通。1948年年底，驻新乡国民党四十军的兵员补充、给养困难，常出动部队进入解放区抓兵、抢粮。有一次，我情报站获悉国民党四十军要到解放区抢粮的情报，及时将情报送出，解放区立即发动群众藏粮、转移，粉碎了国民党的抢粮阴谋。

1948年12月，人民解放军某部四五百人刚驻扎在新乡大召营西南某村，就被驻守新乡的国民党四十军的便衣侦察得知。国民党四十军军内有我们的内线刘世英、刘士河。刘世英和三一六团团长庞庆振聊天，得知国民党四十军决定派三一六团和军部搜索营半夜出动围攻偷袭，企图消灭解放军部队。立即告诉我父亲，马上通知“狗不理”包子铺的我地下情报员高士林，让高通知解放军立即转移。当庞庆振三一六团和搜索营包围村庄时，这支解放军部队早已转移得无影无踪，庞庆振三一六团回撤时又遭解放军的伏击，敌偷袭行动被挫败。

为了情报的安全，传递情报时每个情报员都有自己的绝招，有的把情报放烟卷里，有的将情报放在火柴盒里，有的放在牙缝里，有的放在舌下，遇到紧急情况，将纸条吃掉，有的缝进衣服边里，有的藏在“狗不理”包子笼屉里。遇到紧急情况我父亲要亲自去送，他把情报缝在自己鞋底里。情报员们会把每个细节都考虑再三，慎之又慎，做到万无一失。因为细节往往决定成败。

母亲对我说：“你爸爸为了革命随时做好被捕牺牲的准备。”情报站就设在我家，大院的围墙不高，四周街坊住的都是又旧又破的小矮房，周围每条胡同、每个街道父亲都非常熟悉，一有敌情可迅速翻墙转移。父亲说，他是情报站站长，要为情报站和每个情报员负责。每当遇到意外情况，他总是让同志们先撤退，自己最后一个离开。一次崔佩玺伯伯送情报没有按时回来，父亲迅速通知情报站所有同志包括母亲和我马上转移，他一直坚持到最后一个离开。

1948年3月，新乡解放前夕，父亲接到我内线情报员报告，新乡国民党驻军要为前线部队运送大批军用物资，为配合解放军战略反攻，父亲决定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安排新乡火车站地下党组织发动机务段工人们，把火车站存放的6000 吨煤分光，致使火车无法开动，使国民党军用物资运送计划落了空。情报站及时准确的情报和果断有力的措施，为新乡和平解放做出很大的贡献。

父亲执掌的冀鲁豫地下情报站，秘密配合冀鲁豫军区，在策反国民党四十军副军长李辰熙和一〇六师三一六团团长庞庆振率团起义过程中，为我军提供了准确的情报，使其起义成功，为新乡的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

现年88岁的河南省公安厅原副厅长皇甫书信，他四十年代初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保护我党隐蔽干部和反间谍工作。1949年8月调到平原省公安厅内线科，负责管理档案工作。当时，在新乡他只和我父亲一人接头见面、单线联系，见面地点是距离火车站较近的一个饭馆里，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新乡自由路平原饭店附近。他十分感慨地回忆当年激流暗涌的特工岁月，对昔日战友动情褒扬：“我们那些身处隐蔽战线的同志，有的深入到敌后，有的打入敌人心脏，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收集情报，传递情报。他们做出的牺牲，应该被后人敬仰，他们做出的贡献，绝不亚于公开战斗取得的胜利。他们个人积蓄的能量，甚至抵得上一支精锐的部队。”

父亲执掌的冀鲁豫地下情报站，由于他和战友们严谨的工作和巧妙的掩护，一直工作到新中国成立也没有暴露，所有情报人员无一牺牲。这是因为我的父亲是延安派出的红色特工！这得益于他在延安3年的学习培训和战斗实践：他先后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中央马列主义学院、中央社会部学习和培训，使他能够严格执行对敌斗争的政策原则和秘密工作纪律，他系统地掌握了秘密工作方法和特工技术，斗争水平和斗争艺术不断提高，为他在隐蔽战线上出色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7年，由于军事情报及时、准确，冀鲁豫军区司令部授予我父亲“二等人民功臣”嘉奖，并颁发荣誉奖章。他所领导的冀鲁豫地下情报站荣获集体功。

（选自海燕出版社出版的新书《信仰的力量》，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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