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

晁错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有才华的人，有思想的人，不甘寂寞的人，但不等于是一个适合搞政治的人。他其实只适合做“政论家”，并不适合当“政治家”。

晁错的第一个问题，是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公元前157年，文帝驾崩，景帝即位，任命晁错为“内史”。内史相当于京城的市长，是首都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晁错自然春风得意，不断向景帝提出各种建议，景帝也言听计从，成为炙手可热的权贵。

俗话说，树大招风。朝廷大臣对这个靠着能言善辩、夸夸其谈，一路青云直上的家伙原本就心怀不满，现在见他今天改革，明天变法，把原来的秩序搅得一塌糊涂，弄得上上下下不得安宁，便恨透了他。第一个被惹毛了的是丞相申屠嘉，当时就找了个岔子要杀他。事情是这样的：晁错因为内史府的门朝东开，出入不方便，就在南边开了两个门，把太上皇庙的围墙（壖垣）凿穿了。这当然是胆大妄为，大不敬，申屠嘉便打算拿这个说事，“奏请诛错”。晁错听说以后，连夜进宫向景帝自首（即夜请闲，具为上言之）。于是第二天上朝，景帝便为晁错开脱。景帝说，晁错凿的墙，不是真的庙墙（非真庙垣），而是外面的墙（乃外壖垣）。那个地方，是安置闲散官员的（故冗官居其中），没什么了不起。再说这事也是朕让他做的。申屠嘉碰了一鼻子灰，气得一病不起，吐血而死。

晁错的性格是不好的，《史记》、《汉书》都说晁错为人“峭直刻深”。什么叫“峭直刻深”？峭，就是严厉；直，就是刚直；刻，就是苛刻；深，就是心狠。这可不是讨人喜欢的性格。不难想象，晁错在朝廷上一定是咄咄逼人，逮住了理就不依不饶的。

晁错的性格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执著。他是那种认准了一条道儿跑到黑、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政治理想，他可以不顾一切，包括自己的身家性命。汉景帝二年八月，晁错由内史晋升御史大夫，极力推行削藩政策，引起舆论哗然。晁父特地从颍川赶来，问他： 皇上刚刚即位，大人为政用事，就侵削诸侯，离间人家骨肉，究竟是为什么？晁错说：“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晁错的父亲说，他们刘家倒是安全安稳，我们晁家可就危险了（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我走了，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吾去公归矣）！“遂饮药死”，也就是服毒自杀了。

做一个学问家，执著是好的。做政治家，执著就不好，而且是大忌。政治家不但要考虑“能不能做”，还要考虑是“现在就做”，还是“将来再做”。汉文帝就懂得这个道理。晁错向文帝上书，说“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文帝回答说：“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于此。使不明择于不狂，是以万听而万不当也。”也就是说，作为建议，没有什么狂妄不狂妄的；作为决策，却有英明不英明的问题。因此应该道理归道理，事情归事情，建议归建议，决策归决策，不能混为一谈。

调子唱得高的，手段不一定高。高瞻远瞩的人，可能看不清细节；深谋远虑的人，可能看不见眼前。所谓“知人善任”，就是要把策划与执行、设计与操作区分开来，让他们各就各位。汉文帝欣赏晁错，却不委以重任授以实权，除晁错资历尚浅外，恐怕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晁错极力主张要做的事情，用苏东坡的话说，是最难做的。苏东坡在《晁错论》这篇文章中，一开始就讲了这个道理。他说，一个国家一个王朝，最难对付的患难，是表面上看天下太平，实际上潜伏着危机，而且难以预测。这是非常难办的。为什么呢？因为坐观其变，静待其时，解决问题的条件虽然更成熟，就怕那时政治已彻底糜烂，局面已不可收拾；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强行着手消除隐患，则承平日久，天下无事，谁又相信我们说的危机呢？这就两难。在大家都认为天下太平一片祥和的情况下，无缘无故地挑起一场风波，是要担极大的风险，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除非你能收放自如，还能对天下人有个交代。否则，还是不要轻举妄动的好。

削藩，恰恰就是苏东坡说的这种事；晁错，却不是苏东坡肯定的人。也就是说，（决定削藩是对的，起用晁错是错的。）汉景帝用晁错来主持削藩之事，恐怕确实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

摘自《帝国的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