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男孩儿，我对他印象十分深刻。他叫亚当·沙夫曼（Adam Scharfman），是东亚语言文学系中文专业的学生，犹太人，非常热爱中国文化，潜心学习中文。他常来听我的课，在我组织的活动中表现积极，对我也十分热情友好。他曾经请我去纽约长岛的家中做客，开车途经一所小房子，指着那里告诉我：“看，菲茨杰拉德的家！你喜欢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大概就是在那里完成的。”

他想给自己起一个中文名字，姓沙，我告诉他这个字在中文里不太好听，应该姓邵。我给他起的中文名叫邵逸青。

我们常在一起练习书法。他告诉我，上大一时，他有一个来自上海的室友擅长书法，每天在宿舍里挥毫泼墨。耳濡目染之下，他也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他能将《前赤壁赋》《归去来辞》倒背如流。最令人叫绝的是，他有一个练习普通话的独家秘籍——他会拉大提琴，在琴弦上调出最接近汉语四声的音调，来校正自己的发音。

就在我们认识之前不久，他的弟弟因病去世了。他和弟弟曾经在一起学习中文，希望有一天能用中文交流属于两兄弟的秘密而不被父母听到。因为弟弟的名字发音和“松”相近，他给弟弟起了一个中文名叫邵逸松。“‘松’代表君子，也象征着坚持。”

耶鲁和中国大学之间有一些学术交流项目，他很想通过这些机会到中国来，但是因为舍不得弟弟，一直未能成行。他说，弟弟离开的时候，眼神好像告诉他：“哥哥，放心地去中国吧，我会和你在一起。”他后来去了北京，登上长城，看到长城边上一棵棵松树在风中微微摇摆，他想，那一定是弟弟在对他笑吧。我被两兄弟的故事深深地感动了。生命的轮回和期许，没有国界之分。

胡主席访美，最特别的一天

2006年4月21日，在我的耶鲁记忆中是极不平凡的一天。胡锦涛主席来到耶鲁进行了公开演讲。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访问耶鲁，也是胡主席与美国公共社会最直接的一次接触，我有幸在现场见证了那历史性的一幕。我向莱文校长郑重推荐了邵逸青，作为四名耶鲁学生代表之一，与胡主席握手，并接受中国赠与耶鲁的1300本书籍。

之前那几天，邵逸青总来找我，和我一起吃饭、聊天。我陪他演练和胡主席见面、握手的情景，教他“胡主席，您好”的标准发音。他反复问我：“我要跟胡主席说什么，他才能记住我呢？”我告诉他：“说实话是最好的。”

“成钢，我昨天梦见过世的奶奶了。她跟我一起看中文书，还说，我们的祖先来自中国四川。”

“那你就跟胡主席这样说吧，我觉得这样说很好。”我高兴地鼓励他。

“嗯……”他想了想问我，“胡主席是哪里人？”

“安徽人。”

“那，我要不要说梦见奶奶告诉我，我们的祖先是安徽人？”

我笑了，摇头对他说：“不，就说四川人，这很真实。”

4月19日晚，胡主席抵达华盛顿，第二天一早将在白宫南草坪出席盛大的欢迎仪式。当时，我通过朋友拿到了几张最好的票，请了姐姐、姐夫和几位国内的朋友，他们听说有这个机会，都立刻放下手里的工作连夜飞过来。

当天晚上，胡主席出席了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为他专设的晚宴。这是美国和中国之间最重要的民间友好机构，成员都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界、政界人士。我作为美中杰出青年论坛的一员，有幸在晚宴中占据小小一席。那真是奇妙而难得的体验：祖国远在天边，主席却近在咫尺。

第二天，胡主席将赴耶鲁大学进行演讲。因此晚宴结束后，我带着一位朋友June又驱车赶往纽黑文，开了整整一夜。这位朋友是耶鲁大学给胡主席配的随行翻译。早在我就读外交学院的时候，她就在麻省理工学院给到访的朱镕基总理做过翻译了。她怕我开车打瞌睡，一路上不停地给我讲笑话，所以自己也没有休息好。不过我们都十分亢奋。

早上，我们站在学校门口等待主席的车队。胡主席乘坐的是第一夫人的座驾，车牌号码800002。美国另一辆最好的防弹车属于总统，车牌号是800001。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美国人也喜欢8这个数字。

美国男孩中国梦

邵逸青那天凌晨6点就起床了。他穿了一件黑色西装，打红色领带。这并非他平时习惯的装束，但他认为这样才够庄重。他从宿舍走到校长办公室去等待胡主席，因为很多道路限行，平时两分钟的路程，他走了45分钟。在那里又等了两个小时，他终于见到了胡主席。胡主席向他和其他几名学生代表介绍中国赠送的这些书籍，有“百科全书”、“词典”和“四书五经”。邵逸青给胡主席讲了他的梦，还鼓起勇气说：“我今天特别高兴，因为我是个超级中国迷。”胡主席也很高兴，又和他握了一次手，还拍了拍他的肩膀。这些细节，后来久久地留在他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