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支流行歌曲叫《常回家看看》，歌词满动人的，唱得一些个做父母的，鼻子一阵阵发酸。现代人的家，都在一格格的火柴盒里，外观千篇一律，里头的装修与格局也大同小异。幸亏游子们再健忘，可能走错楼栋，进错梯道，决不会叫错爹妈。

　　从前我们的家不是这样的。

　　城里的家，不是在什么胡同里，就是在什么小巷深处，歪着一棵老槐或撑着两树枇杷（至于丁香和油纸伞，那是在戴望舒的雨巷才有）。风大的时候，常有一两件衣裳从横架着的竹竿上飘落，罩在路人的肩或头，有些故事由此发生。乡下的家，再穷都有自己的院落，墙头摇曳着狗尾巴草，屋后一窝鸡两丘韭。孩子回家，当妈的急急去摸鸡屁股，捋一把嫩韭，炒得香味直钻入骨髓，多少年都不会忘。

　　城市这些年来致力于整容，胡同与小巷与陋屋，与倒马桶的尴尬岁月，逐一被大马路、住宅小区、防盗门与空调机所刷新。城市不但向高处生长出商厦、银行和行政大楼，还急剧扩张，蚕食了它周边的田园和村庄。即使在富裕一点的农村，也流行那种整齐划一的住宅区，无论设计是否仿西欧或仿希腊，一模一样的水泥建筑在严格的间距里，了无生趣，看上去都像兵营。

　　在欧洲那些富有传统的美丽小城里，街两旁的民居决不肯放弃个性。如果主人发现自己的门面与邻居有些雷同，他一定想方设法添点什么或减点什么，来突出自己的与众不同。

　　无论如何怀旧，绝没有哪一个普通市民，愿意再当一回“七十二家房客”。大连会议上，有个女作家问市长：从前大连那些独特的日式房子哪里去了？市长回答：大连的老百姓会告诉你，那些没有取暖和卫生设备的房子居住起来多么不方便。

　　台湾的鹿港，部分老街被圈为保护区，不许随意更换门庭。那里的老百姓在巷口贴出抗议：“要文明不要落后！”“我们不欢迎参观，还给房屋自主权”。更有甚者，自己动手把房子扒倒的。不少民居搬空了，导游指给我们看那些古老的瓦楞与滴水檐，上面荒草萋萋。

　　我所居住的鼓浪屿基本全是老房子，跟鹿港一样，明令不许改变原来结构，保护得比较好。但房子大多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华侨私房，其风格、设备、布局都相当完善，所以居民能够安于现状。

　　我的童年是在外婆家，住在八卦埕（想想这个地名有多么弯弯绕），厦门最老的区街之一。它那几条街巷的名字都极其生动传神：“打锡街”，住的多是工匠；“夹板寮”，房子的简陋可想而知；“曾姑娘巷”，原是有个曾姑娘祠堂的，碑文说她有“闭月羞花之容、沉鱼落雁之貌”。放学后特地去看她的画像，扁扁的圆脸上一双细细的小眼睛罢。十分失望，从此对古书中的形容词，甚怀疑。

　　只要有时间，我还是愿意回老街走走。

　　在城市的夹缝中，总有几处被遗忘的角落。比如开元路，没有酒楼没有超市也没有发廊，只有小杂货店和补鞋摊。比较现代化的是一部公共电话，从居家里逶迤拉出，搁在门口木凳上，由一个抠着趾缝的老头看守。稍过去一点的骑楼下，摆一张矮桌，乌黑的茶具，几个下牌的老人，押着一毛钱十根的筹码。日子在这里悠悠打了个旋，继续慢慢流了去。

　　又比如打锡街，那么窄，张着两只手，可以同时李家抓两根葱，王家讨一撮盐；那么短，站在这一端，可以看到那一端的大马路车水马龙；却又是这么兴旺！白天家家都摆出点什么卖卖：茯苓糕、鲜鸡蛋、烧肉粽、金箔银纸、本地青皮芒果；或者找点事做做：缝补、修伞、代书、打金器。总是熙熙攘攘，看起来好像是邻里之间的买来卖去而已。晚上，都把小饭桌摆到门口，人要路过，需侧着身，常常不是碰翻了这家的小酒盅，就是打撒了那家的海蛎面线汤。不过也不要紧，进出这里的人至少有个点头交情。熟而又熟的走不到家门，就被揪住坐下喝两口。免不了吵架，吵起来声情并茂，平日里搓衣掌勺低眉顺眼的妇女，这个时候口才极好，倾街倾巷。

　　咳，老街。

　　我们怀念的不是拥挤、闷热、三代同室的往日时光，而是相濡以沫互通有无的凡间人情烟火。尤其当我们掏出一大串钥匙，打开公共铁门、自家的防盗门、房门，走到被钢栅密密封锁的阳台上，看看上下左右都是同样的铁笼子。你不知道隔壁阳台那个腆着啤酒肚浇花的男人在哪里工作，旁边那位风情万种的女子是不是他的妻子。当然他也不知道你，于是你觉得很安全，不想打破这种默契。

　　气闷的时候，孤独的时候，被吊在半空的时候，不妨到老街走走。

　　摘自《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