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是“八一三”淞沪抗战，“八一五”日机首次空袭南京。侍从室二处搬至山西路民房，后来干脆搬至富贵山。陈布雷每日上午到处办公，午餐即在办公处食之，下午4时才回家。

中央政治会议暂停，改为国防最高会议，每星期开两次会，陈布雷被蒋介石指定参加。

9月，中共发表《共赴国难宣言》。越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望其遵从三民主义，信守诺言，一致为抗战而努力。

为蒋起草各种抗战文告

陈布雷在37年下半年于南京撤离之前，主要还是关于抗战事，为蒋介石草拟文告，他也密切关注国际动向。

蒋介石到了武汉，立即命陈布雷起草《南京撤守告国民书》，在12月11日上庐山，12月13日陈布雷在庐山上犹惦记着南京。

刚到汉口，陈布雷就接到蒋介石的电话，召他到牯岭，起草《告国民书》，三天后回汉口。

有一天，外交部次长徐谟来报告，德国大使陶德曼奉其政府训令，愿以双方传言人资格斡旋中日和平，并转述日方与驻东京德使谈话接洽之概况，要求见蒋介石。汪精卫一听，高兴地说：“和平有一线希望矣！”但是参加国防会议的多数人认为陶德曼所提乃如何接洽停战的手续，“而未能看出日方有企求和平之真意”。

陈布雷对汪精卫怯战之色颇为反感，陈布雷与张群商议，马上以长途电话与蒋介石联系。蒋介石已先得到这一消息，回答说：“陶德曼来一叙也可，由徐次长陪来。”汪精卫更高兴了，说：“蒋先生是明智的，与日战则亡，既然陶德曼有意斡旋，我们可以接洽，停战、和平，此四万万百姓之幸也！”

陈布雷很少在公开场合驳斥大人物的话，这次他却高声说：“此当为蒋公尊重第三国友谊，不能拒绝其好意，未可即视为接受可能。”

不久，陈布雷得悉，日敌所提为四个条件：一、要中国政府放弃抗日及反“满”政策，与日本共同防共；二、必要地区，划不驻防区，并成立特殊组织；三、中国与日、“满”成立经济合作；四、要有相当赔款。蒋介石的态度是：“日方之条件、方式苛刻至此，我国无从考虑，亦无从接受，可决置不理，而我内部亦不致引起纠纷。”陈布雷也说：“日本所提条件，等于灭亡与征服我国，当然无考虑余地。我国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

日本政府见蒋介石拒绝了陶德曼的“诱降”，即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之声明，并且提出双方召回大使。蒋介石对陈布雷说：“我与于右任、居正等先生都交换过意见，以大难大节所关，必须以主义与本党立场为前提。布雷先生，我要发表一个谈话，以严正立场昭告世界。”

蒋介石的谈话说：“……昔者，宋人亡于外寇，乃由主和者日盛，主战者日衰之故。余之刻苦奋斗，不惜牺牲，誓以生命报国，亦是以使岳武穆未伸之壮志，终得伸于七百载之后。虽然，甘心为秦桧者，恐未易完全断念，吾益当努力图之。”

蒋介石是1937年12月13日退出南京的，接着日寇就侵占南京，疯狂屠杀手无寸铁的军民，死亡30万。蒋介石到了汉口，向陈布雷倾吐衷曲：

“我撤离南京后途经长沙，前一日敌机大炸长沙车站，盖日寇侦知我将过长沙。日寇南京大屠杀，灭绝人性，玉碎宫倾，激励了我抗战到底的决心。”蒋介石这时的心情确实很激动，“暴日之处心积虑，势必非亡我国家不止，有敌无我，有我无敌，此其时也。”

陈布雷说：“蒋先生，当‘八一三’淞沪抗战后，你发布了《全国总动员令》，由中央军官学校住室移居中山陵园花房办公，日机深夜空袭，将附近一处花房夷为平地。日寇必有奸细引导，暴日欲加害先生，布雷甚为深忧。”

“不妨事，不妨事。”蒋介石说，“自辛亥光复以来，我数度遭到艰危，但都安然度过。抗日大业全赖先总理在天之灵，全体将士浴血奋战。”

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蒋介石被推为总裁，汪精卫副之。

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此文件的初稿拟出后，经陈布雷、张群、陶希圣、陈公博、王世杰等研究修改然后提出。代表大会的宣言由汪精卫起草，蒋介石皱皱眉头，说：“语意轻重未尽当。”戴季陶说：“毫无足取。”

代表大会还决议设国民参政会。蒋介石不久又筹划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蒋介石说：“我们的党要有新鲜血液，要培养革命活力，才能完成抗战建国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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